1998年，几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挥笔写下一份仅仅3页纸的创意报告，竟在当年催生了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

时至今日，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走过了不平凡的25年。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25年，植根于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用自己的方式见证了这一过程。

三页纸创意出的“金点子”

“北京作为首都，怎么能没有具备国际专业规格与水平的大型音乐节呢？”1997年，33岁的指挥家余隆从德国留学归来，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彼时，国内交响乐的发展仍相对滞缓，运营理念、模式与国际主流迥异。但在这一境况中，余隆看到了变革的生机——包括他自己在内，大量“海归”音乐家学有所成，已经完成了中国古典音乐事业启航的人才储备，只待一个专业化、国际化的艺术机构出现，便有腾飞的可能。

于是，满怀热忱、近乎“无知无畏”的年轻人们在饭桌上谈天说地，期待能尽己所能，干一番未有前人尝试的大事。1998年，一份仅有3页的关于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意报告得到了当时文化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批复，由创始人余隆担任艺术总监。不超过10个人的团队迅速开始了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全方位运转，短短几个月后，1998年10月，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人民大会堂奏响，指挥家拉斐尔·富吕伯格-德-勃格斯执棒德国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英雄”交响曲如飓风席卷。当最后一个音符落地，全场观众为精湛的演奏热烈喝彩，掌声久久不息。

初生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在此时定格了最根本的气质：高起点、高水准、国际化。短短几年内，潘德列茨基、傅聪、阿格里奇、麦斯基等大师接连到访，北京与世界顶级演出之间的“时差”彻底消弭。不过，并非所有名家都对这个尚在蹒跚学步的音乐节抱有无条件的信任，比如潘德列茨基。1998年，潘德列茨基受邀到访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仅亲自指挥了由自己创作的《失乐园》之“小柔板”便谢幕离去。然而这次访华之旅让他认定，北京国际音乐节和这里的人们未来可期。两年后，他重返北京，执棒了其力作《第七交响曲·耶路撒冷的七座门》的亚洲首演，用实际行动表示对北京情有独钟。

站在步入21世纪的历史路口，时代发展的浪潮澎湃汹涌，中国面临着诸多机遇。“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全世界都在透过北京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各项事业；北京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座城市有热爱艺术的市民。”余隆说，“我希望音乐节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同时通过职业化的运作，让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为中国艺术界的典范。”

从1998年至今，25年来，柏林爱乐乐团、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艾森巴赫、马泽尔、巴伦博伊姆、捷杰耶夫、格鲁贝洛娃等一个个从前只“存在”于唱片封面上的形象，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变得近在咫尺，他们当中很多人亦是由此首次与北京甚至中国观众相见。

中外音乐大师交相辉映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不仅有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巨匠的经典作品时时回响，当代作曲家最鲜活先锋的脉动也在这里与世界合拍。

2001年10月21日，保利剧院的灯光越过欢呼的观众与致意的音乐家，静静照在世界级现代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的乐谱上。细密错落的音符凝结着中国艺术机构以国际标准模式沟通世界的殷殷探索，那行“由中国爱乐乐团和指挥家余隆在2001年10月21日在北京首演”的刊印字样，用寥寥数语记录下“委约”概念在中国的首次亮相。在西方，委约创作与几百年的古典音乐发展血脉相连，无数伟大作品因此诞生。由菲利普·格拉斯的《大提琴协奏曲》起步，委约体系在中国迅速生根滋长。

到目前为止，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委约版图不仅留下了菲利普·格拉斯、潘德列茨基、霍华德·肖、亚伦·齐格曼等一串闪耀的国外大师的名字，谭盾、叶小纲、陈其钢、周龙、刘索拉、邹野、赵麟、王斐南等中国作曲家的心血更被妥帖珍重。

“我们不仅要纪念那些西方的、远去的大师，更要尊重我们自己的、在世的大师。”余隆说。北京国际音乐节一向把最温柔炽热的目光留给中国音乐家。2002年，第5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两场分别以“中国情怀”和“蝶恋花”为主题的叶小纲、陈其钢专场音乐会上演，浓墨重彩地亮出了“中国概念”的理念，在国内艺术机构中首开先河。那一次，陈其钢创作的二胡版《逝去的时光》迎来了世界首演，演出落幕后，执棒的余隆跑到后台激动地对陈其钢说，作品实在太惊艳了。而就在4年前，1998年，陈其钢带着刚写完的《逝去的时光》拜访一位著名指挥，挫败而归。“可能我走了之后，他就把那张唱片扔进了垃圾桶。”哪怕近20年过去，陈其钢依然记得那种刺痛，北京国际音乐节和余隆给予中国作曲家的信任以及知遇之情，一直让他感念于心。

此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委约体系与“中国概念”结合得越发紧密，摇滚无调性序曲《青春》、歌剧《咏·别》、交响史诗《九歌》、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交响舞曲《大圣传奇》、声乐及合唱交响曲《献给2020》、琵琶与大提琴协奏曲《逍遥游》、沉浸式歌剧《奥菲欧》等大批作品不断拓展着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文化观念融合的边界。其中，2017年，陈其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世界首演，随后成为国际音乐大赛的指定曲目。从北京到亚洲再到世界舞台，“中国声音”正在持续赢得国际社会的瞩目与尊重。

与观众一起拓展更多可能性

2019年，青年作曲家杜韵创作的歌剧《天使之骨》来到北京国际音乐节。《天使之骨》并非观众们熟悉的西方大部头经典歌剧，它聚焦现实问题，在管弦乐中融入电子乐、中世纪复调、格列高利圣咏、独立摇滚、卡巴莱歌舞等多种元素，演出中时常出现嘈杂而歇斯底里的片段。伴随着观众们或赞许或质疑的激烈讨论，歌剧《天使之骨》大放异彩。

在对歌剧的深耕和探讨层面，北京国际音乐节早已不是第一次“出格”。如果把音乐节25年的历史浓缩进一本故事集，歌剧一定是其中最精彩、最值得书写和回味的篇章——当国内许多观众对歌剧的印象仍然止步于《卡门》《艺术家生涯》《茶花女》等最脍炙人口，也最稳妥的几部作品时，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然踏向了更远的前方。

2005年，规模宏大的瓦格纳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全套上演，轰动亚洲，在节目策划、演出执行、市场运作等多个领域，这版《尼伯龙根的指环》代表北京和中国接受了空前的检验。接下来，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启了系统性呈现以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德奥歌剧时代，与柏林德意志歌剧院、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奥地利蒂罗尔歌剧节等机构合作的《唐豪瑟》《玫瑰骑士》《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帕西法尔》《艾莱克特拉》《阿里阿德涅在拿索斯岛》等相较而言略显冷门的作品接连上演。

“如果总以普及性和市场认知度考虑去选择剧目的话，可能国内整整一代乐迷都会错过像《阿里阿德涅在拿索斯岛》这样的名作。”余隆希望，北京国际音乐节能打破某些层面的舒适圈，与观众们一起去开拓更多的可能性。当中国歌剧墙内开花墙外香时，北京国际音乐节率先把它们带回国内舞台。从2003年开始，郭文景的《夜宴》《狂人日记》、陈士争的《霸王别姬》《赵氏孤儿》等在国外颇受好评的作品陆续回家了；向来因先锋、新锐被敬而远之的现当代歌剧，也在这里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刻地予人震撼和深思……

为新生力量搭建展示平台

不久前，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领衔23支交响乐团联合委约作曲家赵麟创作的交响音诗《千里江山》在保利剧院奏响，致敬北京国际音乐节创立25周年。“月壑松风”篇章中，著名琵琶演奏家赵聪登场，声声拨弦化作深谷中风吹松针的私语，又突变为“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喧嚣缭乱，手法可谓出神入化。其实，赵聪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故事开始得更早，1998年，她参加首届音乐节时，还是正在读大二的小姑娘。

“北京国际音乐节一直以为新生力量搭建展示平台为己任。”余隆说。起用新人固然有相当大的风险，但他始终不能忘记，当年李德伦等老一辈音乐家如何把音乐的星火交到自己手中。在院校、赛事、国际舞台上，北京国际音乐节一直在寻找那些闪闪发光的年轻灵魂：1998年，尚未毕业的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杨洋就接到邀请，与西班牙古典吉他大师恩里克斯·何塞一起登上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2002年，青年钢琴家郎朗与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执棒的纽约爱乐乐团演绎了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5年之后，扬名世界的郎朗与7个乐团共同上演了10首协奏曲作品，为北京国际音乐节10周年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林大叶、张昊辰、沈洋、黄屹、景焕……已是古典乐坛中流砥柱的他们，都将北京国际音乐节视为职业生涯的初始阶段最耀眼的经历。

2017年，北京国际音乐节设立“青年音乐家奖”，以制度化的方式激励青年人才的艺术创造力，号召行业对青年音乐人才给予更多关注。去年，这个奖项被“00后”指挥家金郁矿和他创立的新古典室内乐团摘得。

25年时光流逝，人会老去，但年轻的精神长存。2018年，“80后”邹爽接棒余隆，成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第二任艺术总监。导演出身的邹爽有着常年在国外求学工作的经历，在她手中，戏剧、影视、形态各异的场地都可以和音乐碰撞出新的火花，沉浸式体验则可以把正襟危坐的演出变得触手可及。“共事的几年来，我见证她像旋风一样改变了音乐节的思维。”余隆惊喜地意识到，“原来音乐还可以是这样的。”经过多年的积淀与开拓，北京国际音乐节是时候回应如何让古典音乐继续深度破圈、多元跨界的全新诉求，而邹爽的到来，是时代给予的最好回答。

让世界聆听更多中国声音

入夜，三里屯太古里华灯辉映，人流如织，是最典型的都市缩影，但推开北区红馆的大门，柳暗花明，别有洞天，目之所及，可以是沉浸式歌剧《小狐狸》里温馨的客厅，可以是虚拟现实音乐体验《捌》里一名女子的人生图景，可以是巴洛克音乐剧场《自然颂歌》里超脱现实与心灵的奇妙异次元……近年来，这个紧凑自由的空间成为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先锋潮流的发源地，在繁华城市的一角，每个满怀好奇的观众都能与音乐不期而遇。

谁说古典音乐只能囿于高雅的剧场或音乐厅？北京国际音乐节率先走出围墙，2011年，“都市系列”进驻三里屯，古典音乐赫然响起的一瞬，涌动的人潮为之驻足；2012年，钢琴大师布赫宾德的7场音乐会、歌剧《诺亚的洪水》中国首演等10余台演出在三里屯橙色大厅密集登台，所谓的“严肃音乐”与现代城市的新潮商业区碰撞合流。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更换了沿用14届的“华表”视觉形象，启用以英文缩写BMF为主体的新LOGO。一时间，争议不绝于耳，但在音乐节之后的发展规划中，质疑被逐渐化解——北京国际音乐节当然属于中国，它同时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鲜活的大众。当伦敦、纽约等国际都市上演的新锐作品在北京落地，当时尚地标里响起静谧优雅的《春江花月夜》和节奏鲜明的东非舞曲，音乐悄然融入并形塑着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现在的我们希望，北京国际音乐节可以一直发挥先驱作用，把中国变成全世界新一代艺术家的创作工坊，既为国内观众带来新的艺术概念，同时也为古典音乐拓展受众。”邹爽说。自创立以来，北京国际音乐节不改初衷，始终在为绵延几百年的古典音乐寻找贴近当代社会的语汇，这也是整个行业必须直面的课题。过往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足以谱写一部关于历史和当下的交响，在新的征程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继续为时代创造共鸣，让世界聆听更多属于中国的声音。(记者 高倩 北京国际音乐节供图)

专家观点

以音乐节为载体树立国家文化形象

张国勇

25年来，无论是行业内还是普通观众，一定都可以从所选曲目、所邀请的音乐家中看出来，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世界一流的运作机制。我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真正代表了中国音乐事业在当今的水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与否，最终一定是文化的较量。

北京国际音乐节这25年，是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强大的时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北京国际音乐节在音乐上、在文化上为我们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未来，我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依然承担着让更多乐迷和普通百姓了解、熟知和介入音乐和艺术的责任。文化和艺术永远是引领而不是迎合，可以普及但不能低级，所以我衷心希望北京国际音乐节保留自己的传统，能够在高品位、高端层面上树立我们国家的文化形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愿意为北京国际音乐节进一步的发展做出微薄的贡献。（作者系著名指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