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据韩联社报道，11月9日，韩国检察总长抨击了反对党共同民主党提出的弹劾两名涉嫌腐败的检察官的动议，称这是对检察机关调查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报复。虽然韩国检察总长警告说“不能把检察机关拖入任何政治纷争”，但在韩国的诸多政治斗争中，检察机关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韩国宪政史上共有4位总统被检方送进了监狱，甚至出现“政权是有限的，检察机关的力量是无限的”的说法。在韩国，检察官是拥有光环、备受尊敬的职业，但检察机关却是继国会之后韩国民众最不信任的国家机关。那么，是什么让韩国检察官的权力不断膨胀？这又对该国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
“政权是有限的，检察机关的力量是无限的”
“我是勇敢地消除黑暗的检察官，照顾软弱无力、被冷落人群的温暖的检察官，只跟随真相的公平的检察官……”韩国检察官誓词称，这一职业是“公益的代表，匡扶正义和人权”。在韩国，很多孩子的梦想就是当检察官，而要实现这一梦想十分不易，不仅要通过艰难的司法考试，还要进入最高法院办的司法研修院完成两年的司法研修学习，然后才能成为检察官、法官或律师。韩国《朝鲜日报》曾表示，长期以来，全韩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都去当了检察官。
在韩国多个政坛反腐大案中，检察机关都立下大功，包括全斗焕与卢泰愚贪污案、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等。在很多韩国影视剧中，检察官也是正面形象，但这一光辉职业也有备受诟病的一面，那就是权力过大。迄今为止，韩国宪政史上共有4位总统被检方送进了监狱，一位总统因检方的调查选择了自杀，朴槿惠甚至在任期中便被韩国检方定义为犯罪嫌疑人，因使用了总统豁免权才在任期内免遭传唤。
韩国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由行政、立法和司法三部分组成。检察厅属于行政机关，隶属司法部，是相对独立的体系。在韩国，检察机关负责对重大腐败事件进行调查，几乎垄断了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主要人士、企业和团体相关的主要犯罪信息。2021年修改法律之前，检察官对所有刑事案件拥有侦查启动权、警察侦查指挥权、拘捕令申请权、侦查终结权，因此可以说对刑事案件的调查实质上完全由检察机关掌握，警察只起辅助作用。2022年通过新法律之前，检察官对腐败、经济、公职人员、选举、军工项目、大型事故等总统令规定的重大犯罪等“六大犯罪”具有侦查权。修改法律后，检方的侦办范围只保留“经济和腐败犯罪”，但还拥有再搜查要求权和补充搜查要求权，这让检察官的实际权力依然很大。
韩国检察官可以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结合主观判断，决定是否对被调查对象实施起诉。韩国法律还规定，变更服刑条件需要检察机关同意。据韩媒报道，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在服刑期间，其律师因她的身体原因提出停止服刑（监外就医）的申请，最终由时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的尹锡悦同意通过。
“据说，在韩国社会，权力最大的集团就是检察官。”韩国《朝鲜日报》主编杨相勋曾发文称，在餐厅吃饭时一位中小企业家和门外的某个人对视了一眼后，这名企业家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喊那个看起来30岁出头的“老头子”，而之所以用这一崇拜式的称呼，是因为这名年轻人是一名检察官。杨相勋表示，企业总裁、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等被传唤到检察官面前时，也会紧张。因为即使找不到犯罪证据，检察官也可以找些鸡零狗碎的理由把人关起来。
韩国检察官权力大也是一些外国媒体的看法。新加坡《海峡时报》表示，多年来，检察官的权力一直是韩国的一个敏感问题。美国“外交学者”网站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韩国的检察官长期以来一直拥有巨大权力。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前检察官吴元根（音）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中权力最大的部门。“政权是有限的，检察机关的力量是无限的”这一说法在韩国盛行。
与权力的纠葛十分复杂
因为权力过大，韩国检察机关也不时深陷腐败丑闻，遭到批评。检察官往往成为企业的主要游说对象。由于检方拥有诸多类型案件的调查权和起诉权，意味着韩国很难遏制检方的贪污腐败以及滥用职权等问题，尤其是还存在检察官犯罪由检方来调查的荒唐情况。警方无法调查检察官的腐败行为，因为前者要接受检方的调查指导。此外，由于调查过程和结果不公开，检察机关真正能够对内部犯罪展开调查并查出结果的情况非常罕见。检察官即使涉嫌犯罪，最终处罚也低于一般量刑标准。即使被判入狱，也能获得特赦并重返工作岗位，或者过段时间摇身一变成为律师这种情况在韩国也并不少见。
在韩国司法界，有“求刑”的做法。所谓“求刑”，是指在刑事审判中结束对被告人调查后，检察官向法庭陈述“以某种程度的量刑处罚这个人”的行为。这只是检察官方面的意见陈述，对法院最终的审判也没有约束力。不过，目前韩国的法律环境较为关注检察官的“求刑”，一些媒体的报道甚至将检察官的“求刑”等同于“法官宣判的法律判断”。如果法官最后的宣判与检察官“求刑”不一致，就会被视为“惊人”，而检方由此产生的愤怒和抗议也变得“理所当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的检察总长由总统任命，民政首席秘书对检察官进行人事评价，因此检察机关的行政属性决定了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政府控制，不可能与司法一样做到独立和公正；其政治倾向常常会发生变化。大部分韩国民众认为检察机关保守倾向较强，但它们表面上并不支持特定的政党或政治人士。《环球时报》驻韩国记者观察发现，该国检察官整体偏保守，其亲家很多都非富即贵，仅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很难做到真正的中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韩国检察官很难做到公正，他们对检察队伍自身很宽容，对检察系统外则很严格。
《海峡时报》也表示，韩国检察机关虽然声称独立，但却被指将权力用于政治目的，并保护特权阶层。据韩国《韩民族日报》此前报道，检察机关被一些民众指责为“政权的侍女”“政权的猎犬”，站在打击上届政府的前沿。在现政府前半期，检察机关会调查前政府的不正之风，获得现政府的信任，拖延现政府对检察体系进行改革的时间。进入现政府执政的后半期，检察机关就会对现政府的一些行为“动刀”，让在野党成为检察体系改革的挡箭牌。每当政权交替的时候，检察机关都会刮起一股“寒风”，动摇社会。《韩民族日报》的观点在韩国多届政府的行动中得到印证。
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的殖民统治
“成为怪物的检察机关最终吞噬了政权。”《韩民族日报》对韩国检察机关权力的膨胀史进行了梳理，称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时期，检察机关的地位非常卑微， 与政权内部的法律服务机构相似。不过，1987年通过市民革命进入第六共和国后，检察机关迎来了机会。在经过1989年的公安政局、1990年的犯罪斗争挤掉了其他权力机关后，检察机关站到了前面，新设了强力部，直接调查毒品和暴力组织。在此之后，以铲除侵害民生的犯罪为名，其权力甚至扩大到了警察和行政部门所辖的领域。韩国1987年以后展开的权力斗争中，最后的胜者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检察机关。从金泳三政府时期开始，检察机关就站在了打击上届政府的前沿。
其实，韩国检察制度的形成以及检察部门权力过大，有着更深远的历史原因。韩国的检察官制度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法律体系，其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最大。有韩媒称，朝鲜半岛在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检方、裁判所、警察都被日本人掌控。日本朝鲜总督府1912年颁布《朝鲜刑令》，赋予检察官和警察无限侦查的权力。
肖建华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韩国成立后，一度警察权力过大，且影响恶劣，因此在1954年制定《刑事诉讼法》草案时，为了牵制警察的权力，除公诉权之外，还赋予检察机关侦查权。詹德斌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等原因，韩国的殖民残留没有完全被清算。之后韩国便进入军事独裁时期，检察机关更是铁拳统治的工具，捏造了无数起间谍事件。韩国民主化之后，民选政权为防止军事独裁再次发生，更加强调法治，检察系统的权力更加膨胀。
“谁动它的‘奶酪’，它就跟谁干”
韩国此前多届政府试图限制检察机关的权力。据韩媒报道，1997年金大中上台后，把民生相关案件的侦查权移交给警方。卢武铉政府时期也进行了改革，但无果而终。李明博政府时期，韩国国会成立了“司法制度改革特别委员会”，通过修订相关法律，认定警方对部分案件可以行使独立侦查权。詹德斌表示，对韩国检察机关的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一方面，检察系统出身的社会精英遍及整个社会，掌握着各种话语权；另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检方自身拥有的特权，检方会用自己的特权来维护其组织的既得权力，谁动它的“奶酪”，它就跟谁干。
文在寅政府为了进行改革引发了“法检混战”，但取得一些成果。肖建华介绍说，文在寅政府通过了检察机关侦查权与公诉权分离法案，将检察机关的部分侦查权移交给警察，并新设了高级公务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试图根除警察、检察、国会、行政等领域高级公职者的腐败问题。
不过，在韩国新政府上台后，情况又出现反转。据《韩民族日报》报道，检察官出身的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就有人提出了“检察共和国”的忧虑，仅过了一年时间，担忧就成为了现实。报道称，尹锡悦担任韩国总统一年后，检察官在各个机构“遍地开花”。从人事推荐到审核、再到任命，政府机构人选的确认过程，全由检察官出身的人士掌握，因此很难对相关流程进行讨论和外部牵制。这又成为检察官出身人员相互结盟的背景。不仅是政治圈，就连法律界也担心“检方过度干涉人事安排”会导致国政混乱。连倾向保守的《朝鲜日报》此前也发文称，在韩国历史上，检察官群体以及在这个群体中因特殊缘分结识的少数人拥有如此大的权力的情况，是很罕见的。
韩国保守势力也一直在试图腐蚀文在寅政府取得的检察机构改革成果。据韩媒今年3月报道，文在寅政府时期修改的《检察厅法》遭到韩国检察机关的强烈反对和尹锡悦政府的“执行令政变”，面临失效的危机。不过，3月23日，韩国宪法裁判所做出了去年修改的《检察厅法》等不侵犯检察官权限的决定，在野党暂赢一局。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张健 环球时报记者 陈子帅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韩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