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欧洲多国农民抗议活动仍在持续,虽然欧盟通过调整相关农业政策做出让步姿态,但依然无法平息欧洲农民的愤怒。在此之前,欧盟刚解决完另外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危机,结果是以近乎要挟的方式力压匈牙利改变反对立场,通过了总额500亿欧元的援乌计划。这两件事看似并不相关,实则紧密关联,欧盟内部愈益盛行的“精英政治”是其背后的共同根源之一。
欧盟“精英政治”表现之一,是超国家机构如欧盟委员会对成员国的干预力度持续增大,这与成员国的利益和主权诉求形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欧洲一体化的初衷是各国之间加强融合,责任共担,利益共享,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过度的各自为政。超国家机构如欧盟委员会则是服务于所有成员国和欧盟整体利益,设计原则在于保证成员国不分大小地位平等。但实际情况是,类似欧盟委员会这样脱离选民、缺乏“国家责任意识”的超国家机构一旦形成,就会持续不断地寻求更多权力和资源,其官僚性也会逐渐增强,偏离创立初衷。
这种趋势在欧盟发展早期就已开始显露。上世纪60年代,欧盟发生所谓“空椅子危机”,原因是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国人哈尔斯坦想要获取更大的超国家权力,以将委员会打造成欧盟的“中央政府”,但这一计划遭到法国强烈反对,进而引发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危机,法国以“空椅子”政策缺席抵制共同体长达6个多月,最后才以欧共体达成“卢森堡妥协”收场。这次危机影响深远,在随后几十年里对欧盟超国家机构的扩权冲动形成强大制约。
但近十余年来,随着欧盟内外形势急剧变化,欧委会等超国家机构的扩权追求再次凸显,开始更多地凌驾而非服务于成员国利益。在主权债务危机期间,欧委会和欧洲央行无视希腊等国民众生活艰难,强力推动财政紧缩,甚至主导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政府更迭。欧委会和欧洲议会还以违反法治为由持续对波兰、匈牙利施压。这也招致欧盟内部“主权主义者”的反对。比如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就主张建设一个“民族国家的欧盟”,宣称“不存在欧洲主权,因为没有所谓的欧洲人民”,反对欧盟“将其法律强加给成员国”。
欧盟层面的相关操作,包括不久前威胁破坏匈牙利经济,无疑产生了严重负面效应,因为有其一就有其二,其他成员国也会担心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目标。欧盟超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和扩权冲动蕴含极大风险,如果矛盾累积且管控不力,可能会如英国脱欧那样诱发更多国家脱离,作为欧盟核心的欧元区也将面临崩溃解体的危险。
欧盟“精英政治”表现之二,是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认知鸿沟越来越大。欧盟机构、主要智库和媒体、一些主流政党等构成欧盟精英阶层,它们在对外政策、应对气变、意识形态等问题上的趋同性日渐增强,主导着欧盟内外叙事和话语权,严守所谓的“政治正确”,对不同意见的包容性大幅下降。这是欧盟不能容忍匈牙利对乌克兰危机和相关援乌计划持有不同立场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欧盟内部与匈牙利持相似立场的国家可能还有更多,但在精英阶层营造的舆论压力面前,它们大都不能真正从本国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发出真实声音,而是选择了随大流,即便像法国这样的大国也越来越难表达和坚持自身真实立场,不得不向所谓的欧洲主流立场靠拢。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各国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很容易被无视。比如,因为乌克兰危机,欧盟国家经受生活成本危机,其中的中底层民众所受冲击尤其大,但这却被精英阶层视为理所当然乃至“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次席卷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的农民抗议示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一方面是化肥、燃料等生产生活物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欧盟层面还对农业施加越来越多绿色规制,并一再降低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以抽取资金用于援乌等地缘政治目的,这些都引发和加剧着欧洲农民的不满。而且不只农业,欧洲境内其他行业的抗议示威也是此起彼伏。欧洲极右翼势力这些年的加速崛起与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这里所谓的极右翼,目前主要表现就是反精英、反体制和反“政治正确”等。
欧盟“精英政治”表现之三,是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与盲从。美国对欧洲精英阶层有着持续、广泛和强大的影响,长期以来,“跨大西洋”或者说亲美立场都在欧盟内部“政治正确”列表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便越来越多欧洲人认识到美国的政策根本而言就是“美国优先”,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选择跟从美国,即便那样明显有损欧洲自身利益。最近二十年来,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欧盟两倍,双方经济差距、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已经延宕两年之久的俄乌冲突,虽然有着美国分化欧俄以及欧盟自身的欧亚地缘政治战略等复杂根源,但欧盟精英阶层无疑也对危机加剧和冲突持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精英政治愈演愈烈而欧盟的根基却在动摇,“疑欧主义”甚至“反欧主义”正在积聚越来越多势能,这样的欧盟恐怕难以持续成为一支真正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力量。而要走出这样的困境,需要欧盟各个层面包括精英阶层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调整。(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