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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速了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步伐。现在10年所经历的变化,远远超出过去几十年。 本文分析了驱动非营利部门变化的4个动力,并预计2025年,非营利组织可能出现4种场景:新公共管理场景、公民场景、问责场景、创新场景。但作者也预计,几乎没有一种场景,可以独占鳌头。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吧。

同所有组织和机构一样,非营利组织也深受政治框架、政策及规划的影响。因此,如果想知道在未来,比如2025年的非营利组织什么样,我们就必须回顾往昔与当前趋势。近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体见证了非营利组织作为健康、社会、教育和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在经济意义上的普遍加强。同时,通常以公民社会、民主建设和政治参与为背景,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也被反复地强调。事实上,许多国家正发生着这些新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驱动力来源于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成为有“混合福利经济”之称的新公共管理(NPM)方法的一部分,这些方法高度依赖“准市场”和竞争性招标流程。有关这种发展的例子包括:卫生与社会服务提供中服务外包制的扩大,各种各样“以券代补贴”的项目以及政企合作。本质而言,在社会服务的提供上,这种政策选择将非营利组织视为比政府公共机构更高效,同时比监管成本高、且可能牟取暴利的盈利性企业更值得信赖。

第二,非营利组织被视为建设及重构公民社会、加强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中心。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同类型的公民组织似乎成为了多元化社会的粘合剂。它的基本假设是,处于协会联结的密集网络中的人群不仅对社会问题带有更少的倾向性,而且更具经济成效性和政治参与度。

第三,非营利组织对社会问责而言至关重要。在提高公共机构及企业治理的透明度和责任感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重要的工具。问责机制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参与式预算、公共支出跟踪调查、公共服务交付监控和消费者保护。这些活动的隐含前提是,诸如选举、公共监督机构以及媒体这些传统问责机制还存在不足;而非营利组织通过揭发和倡导,努力帮助那些未被倾听的声音发声。

第四,就解决社会问题方面,非营利组织被视为创新之源。事实上,更小规模、更贴近社区的特点使非营利组织成为寻求解决方案的创意代理,因此,它也被公认为比政府更适合做社会创新。与此同时,政府也正寻求与非营利组织的建立新形式的伙伴关系,以便识别、审查及扩大社会创新, 以构建更灵活的公共应对。

上述四种观点对非营利组织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假设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以下或许就是非营利组织2025年的场景:

新公共管理场景:非营利组织成为一系列组织有序的准企业实体,通过竞争性招标流程以及分包协议等方式,承担原本由政府提供的任务和功能,以最大程度发挥非营利机构在复杂的社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为对复杂社会市场中的非营利提供者进行竞争优势最大化,这种承担原为政府权限下任务及作用的准企业实体如今通过竞争性招标流程与合同安排完成交付。最终,非营利部门可能成为政府精简合同制度运行下的专有延伸服务代理。

公民场景:非营利组织是带有自我组织及修正能力的社区构建模块。它们是高度自主、各自利益与高度参与、互动协调一致的良性公民社会一部分。非营利领域将会形成一套防止、检测、纠正社会弊病成为“社会问题”的联合制约机制。作为公民社会自治基石的非营利组织, 借着慈善事业的支持,协调自己的活动,并与“技术治国”的小政府保持一定距离。

问责场景:非营利组织既参与倡导,也推动倡导。作为一种不妥协的力量,同时拥有慈善资源的独立支持,非营利组织通过构建并推动政治议程,监督政府及商业,挑战现状和保护弱势。事实上,非营利组织是一种反制力,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监督,确保政府和企业各尽其责。非营利领域创造并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多元化和活力。

创新场景:非营利组织被鼓励去解决对于政客们来说成本太高或不合时宜解决的问题。当选的领导人可以宣称“我们正在处理”。对于不愿严肃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世界而言,非营利组织无疑是块遮羞布。非营利机构吸引慈善风险资本,并且融入社会投资市场, 成为了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搜索引擎”。

当然,未来四种场景中,任何一种独占鳌头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其中一种场景将成为主导,尤其在经济层面。就这一点而言,新公共管理场景将继续塑造服务型非营利组织的演变。它将促使盈利-非营利的新混合形式出现,这种改变将不仅仅停留在卫生和社会福利领域,教育和研究、环境、能源和信息技术等公共契约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也将发生改变。

以上列出的各种场景不仅为非营利领域,也为政府和企业预测了不同角色。某个层面上,非营利组织将可能分饰两角,一方面对政府活动进行补充或者制约,另一方面与商业进行竞争,譬如新公共管理的场景。这个观点与古典自由主义非常符合,它也同样出现在公民场景及问责场景中。另一个层面上,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是更为复杂的政企合作关系中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公共及商业机构以互补的形式展开工作。

随着公共福利及政府责任逐渐从政府转向其它主体, 这也铺平了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益领域向私人部门过渡的道路,因此,这两种远景都将成为可能。政府作为“推动者”和“鼓舞者”的作用已明显增加并将持续。这种进展将继续推动非营利组织所有四个方向的发展,其最终的定位,看似矛盾却又充满活力,貌似不稳定却又对于社会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

Helmut K. Anheier:德国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社会学教授及主任,同时还是海德堡大学社会学主任及社会投资中心(Center for Social Investment.)教务主任。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速了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步伐。现在10年所经历的变化,远远超出过去几十年。 本文分析了驱动非营利部门变化的4个动力,并预计2025年,非营利组织可能出现4种场景:新公共管理场景、公民场景、问责场景、创新场景。但作者也预计,几乎没有一种场景,可以独占鳌头。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吧。

同所有组织和机构一样,非营利组织也深受政治框架、政策及规划的影响。因此,如果想知道在未来,比如2025年的非营利组织什么样,我们就必须回顾往昔与当前趋势。近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体见证了非营利组织作为健康、社会、教育和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在经济意义上的普遍加强。同时,通常以公民社会、民主建设和政治参与为背景,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也被反复地强调。事实上,许多国家正发生着这些新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驱动力来源于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成为有“混合福利经济”之称的新公共管理(NPM)方法的一部分,这些方法高度依赖“准市场”和竞争性招标流程。有关这种发展的例子包括:卫生与社会服务提供中服务外包制的扩大,各种各样“以券代补贴”的项目以及政企合作。本质而言,在社会服务的提供上,这种政策选择将非营利组织视为比政府公共机构更高效,同时比监管成本高、且可能牟取暴利的盈利性企业更值得信赖。

第二,非营利组织被视为建设及重构公民社会、加强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中心。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同类型的公民组织似乎成为了多元化社会的粘合剂。它的基本假设是,处于协会联结的密集网络中的人群不仅对社会问题带有更少的倾向性,而且更具经济成效性和政治参与度。

第三,非营利组织对社会问责而言至关重要。在提高公共机构及企业治理的透明度和责任感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重要的工具。问责机制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参与式预算、公共支出跟踪调查、公共服务交付监控和消费者保护。这些活动的隐含前提是,诸如选举、公共监督机构以及媒体这些传统问责机制还存在不足;而非营利组织通过揭发和倡导,努力帮助那些未被倾听的声音发声。

第四,就解决社会问题方面,非营利组织被视为创新之源。事实上,更小规模、更贴近社区的特点使非营利组织成为寻求解决方案的创意代理,因此,它也被公认为比政府更适合做社会创新。与此同时,政府也正寻求与非营利组织的建立新形式的伙伴关系,以便识别、审查及扩大社会创新, 以构建更灵活的公共应对。

上述四种观点对非营利组织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假设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以下或许就是非营利组织2025年的场景:

新公共管理场景:非营利组织成为一系列组织有序的准企业实体,通过竞争性招标流程以及分包协议等方式,承担原本由政府提供的任务和功能,以最大程度发挥非营利机构在复杂的社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为对复杂社会市场中的非营利提供者进行竞争优势最大化,这种承担原为政府权限下任务及作用的准企业实体如今通过竞争性招标流程与合同安排完成交付。最终,非营利部门可能成为政府精简合同制度运行下的专有延伸服务代理。

公民场景:非营利组织是带有自我组织及修正能力的社区构建模块。它们是高度自主、各自利益与高度参与、互动协调一致的良性公民社会一部分。非营利领域将会形成一套防止、检测、纠正社会弊病成为“社会问题”的联合制约机制。作为公民社会自治基石的非营利组织, 借着慈善事业的支持,协调自己的活动,并与“技术治国”的小政府保持一定距离。

问责场景:非营利组织既参与倡导,也推动倡导。作为一种不妥协的力量,同时拥有慈善资源的独立支持,非营利组织通过构建并推动政治议程,监督政府及商业,挑战现状和保护弱势。事实上,非营利组织是一种反制力,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监督,确保政府和企业各尽其责。非营利领域创造并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多元化和活力。

创新场景:非营利组织被鼓励去解决对于政客们来说成本太高或不合时宜解决的问题。当选的领导人可以宣称“我们正在处理”。对于不愿严肃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世界而言,非营利组织无疑是块遮羞布。非营利机构吸引慈善风险资本,并且融入社会投资市场, 成为了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搜索引擎”。

当然,未来四种场景中,任何一种独占鳌头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其中一种场景将成为主导,尤其在经济层面。就这一点而言,新公共管理场景将继续塑造服务型非营利组织的演变。它将促使盈利-非营利的新混合形式出现,这种改变将不仅仅停留在卫生和社会福利领域,教育和研究、环境、能源和信息技术等公共契约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也将发生改变。

以上列出的各种场景不仅为非营利领域,也为政府和企业预测了不同角色。某个层面上,非营利组织将可能分饰两角,一方面对政府活动进行补充或者制约,另一方面与商业进行竞争,譬如新公共管理的场景。这个观点与古典自由主义非常符合,它也同样出现在公民场景及问责场景中。另一个层面上,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是更为复杂的政企合作关系中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公共及商业机构以互补的形式展开工作。

随着公共福利及政府责任逐渐从政府转向其它主体, 这也铺平了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益领域向私人部门过渡的道路,因此,这两种远景都将成为可能。政府作为“推动者”和“鼓舞者”的作用已明显增加并将持续。这种进展将继续推动非营利组织所有四个方向的发展,其最终的定位,看似矛盾却又充满活力,貌似不稳定却又对于社会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

Helmut K. Anheier:德国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社会学教授及主任,同时还是海德堡大学社会学主任及社会投资中心(Center for Social Investment.)教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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