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俊,中国人民解放军科研试飞英雄。陕西省长安县人。
1949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学习飞行,至1979年安全飞行1 892架次、1440小时。1960年8月开始参加科研试飞,潜心钻研飞行技术,能熟练掌握国产多种型号歼击机驾驶技术,在新型机种试飞和新武器试射中,多次遇到险情,临危不惧,沉着处置,化险为夷。
1976年10月,他驾机执行高空试飞时,两台发动机突然同时停车,飞机从2万米高空急剧下降,4次开车均未成功。飞机降至6千米时,他继续沉着冷静地按空中开车程序再次起动,终获成功,驾机安全着陆。1978年1月,他主动承担未定型高速歼击机空中打炮试飞任务。第二次试飞时,主冷气导管震破,主用刹车系统失灵,他镇定地按预定处置方案操纵,使飞机在离跑道末端200米处停下,避免了严重事故。
至1980年10月,他共参加科研试飞369架次、200小时,获取了大量数据,并提供了仪器所不能记录的资料,为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了贡献。先后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1980年1月3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他科研试飞英雄称号。1983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8月离职休养。离休前任空军某试飞团副团长。1987年7月,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

滑俊,1980年1月被中央军委授予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
试飞员妻子的心声
战争年代,人们习惯了生离死别;但是在今天,那就仿佛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了。然而,试飞员的家庭,在和平的日子里却仍然要遇到那惊心动魄的时刻。
试飞是一项充满危险的工作,而试飞员就象一个身背扫雷器的工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为大部队打开一条前进的道路。地雷随时都可能爆炸;试飞员的每一次飞行,都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作为一个试飞员的妻子,她有何感想呢?相依,对她们来说,一星期只有一天;分别,却从结婚那天起就是常事。她们要安于在独处中送走自己的青春,要习惯于在担忧中度过自己七分之六的时间。曾有过这样的姑娘,当她们了解了试飞员的工作性质后,对自己的“痴情”产生了动摇。也有这样的妻子,忍受不了这种忧虑与孤寂,迫使丈夫在爱情与事业中作出明确的抉择。然而,滑俊与王昂的家庭却已经存在二、三十年了。维系这两个家庭的纽带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沿着她们走过的道路,去追溯源头吧。
滑俊的妻子王凤英,贫农出身,一九三四年生。十六岁上就由两位老人做主,穿着借来的衣服过门了。上午过门,夜晚丈夫就要走,组织上选拔他去进航校,从陆军到空军,从地上到天上。滑俊有志气,报到的日期一天也不愿耽误。新娘子坐在炕沿上,低头不语。滑俊对她说:“本来,我不打算这么早结婚,只想路过家乡顺便回家看看。可左右四邻都说,爹一个人带俩弟弟,带不过来呀,我就同意了。”憨厚老实的小伙子哟,你怎么没想到,这会刺伤一个姑娘的心呀!可是,我们的凤英,还是默默地坐在炕沿上,一声没吭。

中国空军第一代试飞员的杰出代表滑俊、王昂
夜里十二点,滑俊要出发了,他对妻子留下了三句话:“一、别惹事生非;二、咱家穷,苦就苦一点吧,好在解放了,日子会好起来的;三、咱们俩结婚了,订婚、结婚,都没给你买东西,屋里的这点摆设也全是借的。明天你把它们还了。家里的担子全交给你了。”凤英是从小苦惯了的人,对这些很容易理解。她点点头,轻声说道:“俺懂,你放心走吧,家里的活儿俺干得了,就是这身衣服,得三天后回娘家才能还。”
滑俊嫁出去的姐姐哭起来,她同情弟媳妇的处境,想叫弟弟再呆两天。可是,朴实的凤英倒反过来劝说姐姐:“让他去吧,让他去吧……”滑俊走了,生活的重担从此就压上了凤英的双肩。
一九五三年,滑俊航校毕业了,他发来电报,要凤英去部队。凤英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部队。到的那天,正赶上滑俊飞夜航,父女俩坐在屋里等他。直到午夜时分,门才开了,说说笑笑走进来三个穿皮飞行服的棒小伙儿。凤英的脸一下红了,连手都不知放哪儿才好。惶恐与幸福,激动和谎乱,交织在一起……
还是滑俊先喊了一声“爹!”直到这时,她才偷偷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丈夫。结婚那天,她压根儿就没敢正眼看他,这回一见,差点儿认不出来了。
十年过去了,他们仅仅见了五次面。

试飞员黄炳新
中国试飞员不可思议之二:把没舵的飞机飘回来
1998年底中国飞豹战机首飞,试飞员黄炳新表现惊人,他在发动机故障、飞机震动得连仪表板上的仪表都无法看清的情况下冒险着陆,着陆时巨大的冲击力令仪表板上三分之二的仪表被震落。4年后飞豹战机另一次性能试飞,黄炳新在战机方向舵掉落的状况下实现迫降。而在国际试飞史上,飞机的方向舵掉了,还能把飞机飞回来安全着陆,史无前例。
1992年8月19日,黄炳新驾机对“飞豹”进行又一次科研试飞,机上带有四枚导弹,飞行时间为30分钟。
此前他飞过两次,在高空,飞机出现严重震动,机身就像要散架一样,仪表指针看不清楚。在地面实验时,震动现象没有发生,还须重新装上仪器监控,上天找原因。任务又落到首席试飞员黄炳新肩头。
黄炳新驾机飞到5000米高空时,飞机震动得与前两次一样。当表速飞到每小时1150公里做俯冲向左盘旋动作时,耳机里猛然传来“咚”的一声巨响。他以为发动机停了,一看没停。“老杨,看是不是导弹掉了?”后舱的杨步进一看:“四个导弹都没掉!”
是什么玩意儿造成这么大的响声呢?黄炳新心里想着,用脚一蹬右脚舵,飞机却一点也不听使唤。他瞬间作出判断:飞机的方向舵飞掉了!
用于控制飞行方向的方向舵安装在飞机的垂直尾翼上,3米高1米多宽。飞机失去方向控制,如同高速行驶的汽车方向盘突然失灵,后果可想而知。

黄炳新心里清清楚楚:在世界航空史上还没有过失去方向舵、完全靠调整副翼把飞机飞回去的先例……
只要伸手一触身旁的弹射救生系统按钮,黄炳新个人立马会化险为夷。但他意识到,上万人十多年的技术积累全都凝结在这架机上。只要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就绝不能让“飞豹”夭折在自己手里!
他一边向地面塔台报告“飞机不好操纵”,一边紧握操纵杆不断调整副翼,控制飞机摇摇晃晃向机场飘。
没有了方向舵的飞机几乎无法驾驶。黄炳新对后舱的老杨说:“万一不行,你跳伞,我把飞机飞回去。如果我牺牲了,你就把这个情况向上面报告一下。”杨步进说:“团长,你不跳伞,我也不跳!”
黄炳新没把这一险情告诉塔台,自有他的心思:告诉塔台,天上和地面都紧张,险情就不好处理了。
没有方向舵的飞机,操纵起来相当困难。在高空速度越大,影响越小,关键是低速落地。飞机要落地,转弯要靠辅翼改平后,由于没有方向舵,飞机飘飘悠悠的。
终于要降落了,但飞机却晃晃悠悠对不准跑道,经过若干个回合的折腾和飘荡,“飞豹”总算平安着陆了……
黄炳新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的奇迹,震惊了世界航空领域。

空军某试飞团团长张景亭(中)向试飞院课题组人员介绍歼十试飞情况。特约记者谭超 摄
中国试飞员不可思议之三:20多年没报废过一个起落
他中等个头,体格矫健,外柔内刚,真诚果敢,具备了优秀试飞员、指挥员所必备的品质。战友们说他是“特殊材料打造的人”,只要是难度高、风险大的试飞科目,他都抢着上。科研人员说他是“一台活的电脑”,他从事科研试飞20多年来,没有报废过一个起落,创造了奇迹。他就是张景亭。现任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副院长、空军某试飞团团长。
1983年,张景亭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空军飞行员招聘,成为空军首批地方大学生飞行员。一路走来,而今他已是我国目前为止唯有的三名国际试飞员之一。
张景亭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4年,当他第一次走出国门时,他听到的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先进战机穿云破雾的轰鸣,亲眼目睹的是外国试飞员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动作。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院——张景亭不但克服了语言障碍,并以全优的成绩通过理论考核。在4个月的时间里,他完成了其他国家试飞员需要一年才能掌握的实习内容。当五星红旗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院冉冉升起时,张景亭接过校长颁发的国际试飞员证书和证章。张景亭唱着国歌,泪水夺眶而出。

如果说到“亏欠”,张景亭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几年来,张景亭几乎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更没有时间照顾家人和孩子。2003年8月,他妻子董源的腿病从7月份受伤后越来越加重,董源总是硬撑着,为了使丈夫少点牵挂,她承担了一名试飞员妻子所能承担的一切。表现出了试飞员妻子的见识和胸怀,在她眼里丈夫是人杰,为这样的丈夫奉献一生,也使她自己的人生变得鲜亮和庄重。她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甘落后,回到家里又要挑起教子、理家的全部担子。平时身体遇到不适,她总是能忍则忍,有了小病,自己偷偷服药,照常上班,家务照样干,生怕给丈夫增加负担,最怕让丈夫分心。
可是这次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就是装不像,还是被丈夫那敏锐的眼睛看出,他想带她去医院查一下,但她说:“没事,你走你的,我自己能去医院”。张景亭知道妻子的良苦用心,他也看出妻子是强忍疼痛,跑前跑后为他忙呼,以健康的身体和舒畅的心情送他上征程。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苦恼,他提上包,望着心平气和、高高兴兴的妻子,使他突然想起,1993年10月,他去俄罗斯的情景。
当时妻子生小孩刚出院不久,身体非常虚弱,妻子虽然躺在床上,可是她的表情同现在一模一样,她不是在演戏,而是打心眼里希望笑脸送着丈夫走。他深情地说了一声“多保重”。他这一走,董源不知是思想放松了,还是病情加重了,腿疼得走不成路了,医生诊断要马上做手术,团领导要通知张景亭,董源却说,不用了。膝盖做手术关系重大,谁来在手术单上签字呢?最后还是部队的航医主任签了字,她顺利进行了膝盖半月板手术。

空军某试飞团团长张景亭(左)和副团长邓友明,每次试飞前都要认真细致的做试飞准备工作。特约记者谭超 摄
中国试飞员不可思议之四:“鬼门关”上创奇迹
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由我国自行研制的“运七-200A”型飞机,将首次严格按照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民航适航条例进入验证试飞。完成它,就意味着我国民航飞机将实现划时代的突破,意味着领取到飞出国门的“绿卡”。为了保证试飞任务的完成,我国聘请了著名国际试飞员贝克。
颤振和失速是试飞的一道鬼门关,而运输机的颤振失速,能使飞机在很短的时间内空中解体。国内还没有搞过这项试飞,但中国飞机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迈过这道门坎。试飞那天,征得贝克同意,邓友明坐在1号位,他决心用中国人自己的能力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运七-200A”迅速跃升至3000米高度。邓友明一拉驾驶杆,随着机身的抖动加剧,飞机进入失速状态,像一片落叶向下旋转……国际标准数据已经飞到了,贝克指示邓友明改出失速状态,可邓友明想机会难得,决心飞到极限!飞机3秒钟已掉下1000多米,就连经验丰富的贝克也坐不住了,大声喊道:快改出!只见邓友明一个轻轻的顺势推杆,接着打开襟翼……飞机温顺地改平了。
回到地面,贝克热烈地将邓友明抱入怀中。当他俩成为好朋友后,贝克力劝邓友明出国,并提出以年薪60万美元聘用。邓友明却连说几个“NO!”后来,贝克得知这个中国空军试飞员一年的收入,还不及他一个场次的飞行报酬时,先是惊讶,后是不解,邓友明却只是轻轻一笑,把手指向了自己胸前的五星红旗。

中国试飞员不可思议之五:回家只有母亲遗照迎接
“对家人的亏欠,每个试飞员都有一箩筐的故事”,因执行任务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的李国恩说,“别人觉得不可理解的事儿放在试飞员身上都是正常的。”而在家人面前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指着电视画面里或者天上的飞机,告诉他们这些飞机都是我第一个飞出来的”,李国恩笑着说。
对家庭,试飞员亏欠的太多,“对家人父母,我们只能是忠孝难两全。”
说得一口东北话的陈加亮是位地道的江苏人,17岁来到东北,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几年前,他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病危,但任务在身的陈加亮不得不辞别。而当他执行完任务回到家,迎接他的只有母亲的遗照。陈加亮至今回忆起这一幕还会哽咽。而就在采访时,空军某试飞部队副部队长毕红军的岳父正在住院,但是要执行试飞任务的毕红军却只能把照顾老岳父的担子交给家人。
“又是军人、又是党员,就要干一行爱一行。”王文江说,就在一年前,他因到国外执行带教任务感染疟疾,血小板只有正常人的1/3,医院连发3次病危通知。而邓友明更是创下一年将近300天在外执行任务的“纪录”。
试飞员是许多民航企业梦寐以求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企业给雷强、张景亭等开出了数万元的月薪,他们却选择了坚守。“国家、部队培养了我,再想想我那些牺牲的战友,我肯定不能走。”张景亭说。

中国试飞员不可思议之六:“脸盆加油”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解决航空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促进航空工业发展,我国参照前苏联的航空工业管理模式,由原重工业部四局派人,与前苏联专家一起在全国范围内选址,建设飞行试验研究机构,最终确定在阎良的空军第11航校旧址上建设试飞院。
创建之初,不但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连最基本的试验设施也不具备,只有临时从工厂抽调的一些工人和几个空军飞行员,包括场地在内,各种硬、软件条件几乎无法满足试飞要求。针对这样的实际,试飞院提出“一边建设、一边研究,迅速发展、逐步建成”的方针,整修机场、解决设施、组建队伍,马不停蹄地为飞行创造条件。“我们用简易的角铁搭建了塔台指挥室等设施,”据亲历过这一时期的一位退休老职工回忆,“大概也就几平方米。”继1960年年初首次飞行后,试飞院很快又接下WG-2高度表的试飞任务,并于同年6月17日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架次的飞行试验,由此迈出了中国试飞的第一步。
在试飞院采访期间,记者看到了一张由画作翻拍而成的照片。照片中,在一架飞机前,有一二十人排起长队,把盛在洗脸盆中的油递给站在飞机上的人,再由他们倒进飞机的油箱。好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这幅画反映了我们的一段历史,”试飞院党委书记白长义手指着照片向记者介绍说,试飞院成立之初,老一辈试飞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硬是用脸盆将借来的飞机油料加入借来的飞机油箱里,实现了首次飞行。

中国试飞员不可思议之七:从12000米成功迫降
成功抢救某新型国产科研样机的特级试飞员梁万俊,刚刚从机场迎接战友执行一次转场任务归来。
记者:试飞样机价值上亿元,出现险情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可是我们反复听当天你和地面指挥员的对话录音,好像跟平时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
梁万俊:讲个小故事:我小孩刚出生才几个月,我抱着小孩下楼梯,不知怎么一脚踩空了,和孩子一起从楼梯上滚了下去。那一瞬间,我下意识地把孩子紧紧地抱在胸前,然后收腹、低头,顺势一滚……结果,孩子一点事也没有,还在我怀里睡着,我胳膊、膝盖都摔破了,血肉模糊,把我爱人和岳母吓得够呛。事后我和她们开玩笑说,作为试飞员,关键时候肯定什么也来不及想,脑子里惟一的念头就是要保住“最重要的东西”。

记者:你说的“最重要的东西”,在试飞中是指什么?
梁万俊:一架科研样机,是无数科研人员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几代航空人的梦想。一旦让我在试飞中摔了,摔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要准确分析事故原因就很难,投产装备部队就不知要出现多少危险。到那时候再来改进,代价就难以估量。退一步讲,就算你安全飞回来了,但是由于你惊惶失措,试飞数据没有拿到,一个起落的巨额科研保障经费就损失了。所以我理解,试飞员要把成功地、完整地带回试飞数据当成“最重要的东西”,关键时候要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保得住”!
记者:作为试飞员,要学习很多先进飞机的知识,这种学习在试飞中有什么意义?
梁万俊:我理解,作为试飞员,学习就是生命!这次处理特情成功,背后有一个关键环节。我上天之前,飞行高度有两个选择,一个是12000米,一个是10000米。当时我征求大队长雷强的意见,他考虑了一下说飞12000米。他这个选择,实际上为我在出现特情的时候赢得了2000米的高度,这样我才有足够的高度空滑回来。事后我想,大队长这个选择是随便说的吗?不是,那是他在对飞机性能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策。所以说,作为试飞员,有时要求你了解飞机要比设计人员还要透彻。不学习怎么行呢?你到我们每个试飞员的宿舍看,飞机各种资料、图表从地上一直码到屋顶,我们都要把它们装进脑子里,到了要用的时候,就完全凭反射了。

空军某试飞团团长张景亭和机组人员一走下飞机就与试飞院设计总师交流新客机ARJ121试飞情况。特约记者谭超 摄
中国试飞员不可思议之八:9G过载超越身体极限
歼-10战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跨代型主战机种,国外同类飞机试飞,都摔过飞机,因此一些国外的试飞专家曾断言:中国一定也会摔飞机。
空中起动课目试飞,要求歼-10战机在空中关车90秒再启动。歼-10属于电传操纵,飞机对电源系统、液压系统依赖性较强。如果空中停车,不但无动力,更无电源和液压,飞机将无法操控。这种试验在国内属首次,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机毁人亡。
经过反复论证后,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过硬的试飞技术,张景亭主动请缨。
那天,在万米高空,他关掉电源。瞬间,飞机像一支利箭向地面斜插而去。
张景亭死死盯住面前的显示屏,1秒、2秒、3秒!随着飞机加速冲向地面,地面的麦田和电线杆变得清晰可见。
88秒、89秒、90秒!时间到!他果断按下重新启动按钮,“轰”的一声,飞机在空中启动成功,战鹰重新跃上蓝天。
像这样惊险刺激的试验,对于张景亭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勇者无畏”,张景亭在试飞中不停挑战极限,为歼-10战机腾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有机会,空军某试飞团团长张景亭都要拉着课题组的人员一起探讨新机试飞情况。特约记者谭超 摄
大强度和大过载试飞对飞机是最有力的检验,新机只有通过这项检验,才能获得通向蓝天的“绿卡”。国外在进行新机的“大强度”试飞时,曾多次发生过飞机空中解体的惨剧。
歼-10战机的此项试飞任务还是由张景亭担任。
那天,他驾驶战机从万米高空呼啸而下。飞机由于承受着的压力太大,整个飞机浑身发抖,发出刺耳的怪叫,地面指挥人员捏了一把汗。
他咬紧牙关,身体顶着强大的压力,向极限挑战。
当达到9个G的大过载值时,张景亭感到血液下流,出现了黑视,眼前什么也看不见,飞机和身体都已超越了极限。但他凭借顽强的意志,最终突破了极限,战胜了风险。

一有机会,空军某试飞团团长张景亭都要拉着课题组的人员一起探讨新机试飞情况。特约记者谭超 摄

歼十战机装备部队后整建制形成战斗力,飞行员满怀信心执行每一个飞行训练任务。特约记者谭 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