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故事：关于户口的那些事儿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原标题：图片故事：关于户口的那些事儿户籍制度一直是我国的重要管理制度。户籍制度事关亿万民众，根据中央精神，户籍改革要“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异化落户政策”。我们的采访对象有的生于解放前，而有的还没有学会走路，他们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各个阶段户籍制度的变迁。<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4/0805/20140805023446547.jpg?imageView2/2/w/750" data-alt="孙庆堂(1938年-)，现代古琴制造家。新华网 郭小天 摄"/>孙庆堂(1938年-)，现代古琴制造家。 1952年14岁的孙庆堂经一个长辈介绍从河北省辛集老家来到北京振声斋当学徒。振声斋是北京打磨厂一带众多小乐器作坊之一，在孙到来之前算上掌柜的只有5个人。那时候国家鼓励农民进城务工，一方面加强工人阶级队伍建设，一方面1952年朝鲜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急需扩大工业生产。振声斋日夜开工，生产送往朝鲜前线慰问演出的锣鼓、快板等乐器，从掌柜到学徒都吃住在店里，很快扩充到9人的规模。1956年公私合营，改造资本家。5人以下的生意算小业主，5人以上算资本家。因为抗美援朝扩大了生产的振声斋意外的成了资本家企业，和其他资本家企业一起被合营，合并为“国乐厂”，在前门大街设立了一个门市部。5人以下的小业主也合并在一起，成立“国乐社”，类似农村的人民公社。1962年社厂合并，成为民族乐器厂，隶属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1971年尼克松访华，为使美国总统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部开始组织排演了琵琶曲《十面埋伏》等节目。为了适应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1973年初，几乎在组建访美的“中国艺术团”的同时，江青牵头组建了琴筝瑟改革小组。古琴部分的人就是擅长弹琴的李祥霆、龚一、吴文光三个人，孙庆堂负责制作。这个小组的核心工作不是复原古代的乐器，而是希望对它们进行改造。让古筝可以转调，让古琴的声音可以大一些，以便配合现代交响乐的需要。但最终，最大的成果就是复原了古琴的制造，而如今退休多年的孙庆堂，已经成为现代古琴制造家。原标题：图片故事：关于户口的那些事儿<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4/0805/20140805023446367.jpg?imageView2/2/w/750" data-alt="老李(1948年—) 新华网 郭小天 摄"/>老李(1948年—)出身不太好，父亲是东北军旧军官。兄弟姐妹5人，排行老四，“文革”的时候哥哥姐姐有的已经工作了，但老李和弟弟当时还在读书，1969年老李就去了山西临汾插队。到了1972年觉得农村条件不好，当时家里有个亲戚在霍州矿务局，经过走动，就去矿上参加工作了。当时井下工作很危险，但后来没下几回井，就进了运输队。干了不到一年，因为人事关系还在乡下，到了1973年有人来乡下招工，就又分配到了太原一个无线电专业设备厂做维修工。这样一直工作到了80年代，老李是一名二级工，一个月36块钱，其实经济上不算差，但逢年过节回北京，节过完了还要到异乡去，感觉很孤单，就想回家。心想年纪还不大，身体又好，回北京干什么都行，1982年老李就擅自离开设备厂回到北京，可是想把户口弄回北京来，弄不回来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前支书陈永贵当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可能因为事关“大寨精神”，直到1980年代山西还是不放知青回老家，别的地方都放人了，眼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云南，东北军垦建设兵团，内蒙兵团等等各地的知青都纷纷回到城里，有门路的山西知青也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山西知青越发坐不住了。1985年4月，来自忻州、原平、临汾等地的几百名知青集合到在北京市政府门外，请愿要求回北京。如果不能成建制的调动，当时想调回北京已经非常困难，国家严格控制北京的正式户口增长，原则是出一个进一个，只能搞对调，但对调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当时一般人的工资每月只五、六十元，而对调户口，调出方就索要三、四千元，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就是这样的对调对象也极其难觅。加上当时没有全面否定“上山下乡”政策，这次请愿遭到了严厉斥责，没有取得进展，但在1985年5月21日中央五省二市工作会议上，中央认真对待了这次知青静坐，六月份山西省委、省政府便做出了解决北京知青困难问题的六条决定。这期间，北京市劳动局、人事局也下发了文件，把知青插队时间算入工龄，北京市教育局下发了文件允许知青子女在京借读，待遇视同北京户口的学生。这些规定已显示出知青活动的效果。插龄算工龄可以在调资、分房上占优势，子女借读可以解决部分在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知青子女教育的问题。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措施，但知青最根本的返京要求仍没有进展。回到北京，老李学了一个建筑工程的证书，进入了城建五公司，做建筑工程项目。又从个体户越干越大，最多的时候自己有200多名装修工人。每年老李要去派出所开一个证明，证明自己是北京出去的插队知青。老李就把证明揣在兜里，需要的时候就出示一下证明自己，作用就和暂住证差不多。1988年下半年北京市劳动局、公安局、教育局、粮食局联合发出关于解决在外地的原北京下乡青年子女回京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算是全面彻底解决了山西知青返城的难题。但老李当时早已身在北京，这件事就一直搁置，一直到2004年，老李还是没有单位，没有户口。他认识的一位人事干部比较同情他，找到一位劳动局的干部，两下山西去取档案。后来工龄计算了17年半，是从1969年插队一直算到1982年离开山西。在北京打拼的21年却一天都没有计算。在北京办理退休医保需要25年工龄，不足的部分老李补交了1万多元。这样劳保和医保才都有了。现在老李赋闲在家，儿女孝顺，无忧无虑，有时候开着自己20多万的小车拉一点私活儿。原标题：图片故事：关于户口的那些事儿<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4/0805/20140805023446110.jpg?imageView2/2/w/750"/>周砚冰(右)(1979年-) 黑龙江人。深圳誉道企业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砚冰，2001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的首饰设计专业。那个年代这个专业还刚刚在国内兴起，毕业的时候特别抢手，很多珠宝公司都来要人。“但我妈一直希望我毕业以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解决户口。珠宝公司又不能给我北京户口。”周砚冰说。“所以大学毕业我就选择了去福州的一个职业学校做老师。理由很简单，就是人家给我福州的户口。所以2001年的8月我就从东北坐火车去了福州。在福州待了两年，我觉得我这辈子最无忧无虑的日子都留在了福州。因为在北京待了那么久，就渐渐觉得福州是一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城市，甚至有点压抑，后来就呆不住了。2003年刚好有个机会就回到了北京，到了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简称NGTC)，成了一个持福州户口漂在北京的黑龙江人。国检是官方的机构，人际关系也比较复杂，呆着呆着也挺压抑的，也没有人能告诉我该怎么走下去。这种地方是比较难进的，我也是机缘巧合进来的，仿佛是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就这样从2003年一直待到2008年辞职去四川山区支教。在北京的日子里渐渐的认清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在北京却从来都没有归属感，从来都是飘着的状态，那时候如果买房，也没有那么贵，可是从来都没动心过。爸妈为了离我近一点，但是北京的房子他们又觉得太贵了，就买在了辽宁兴城。后来因为男朋友在深圳，问我，是他来北京还是我去深圳，我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深圳。很多年之后当我回到北京，我从机场打车出来，这一路上路过那么多建筑，总让我很想流泪，我想这就是既陌生又熟悉的情感吧。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不美好的东西很走心，却忽视了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北京不够好，不够包容，是自己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没能留在北京吧。其实支教是我大学毕业时的一个梦想，既然自己很快就要结婚了，就想做一件结婚以后不太容易做的事儿。2008年开学我就去了四川的一个木里县，待了半年，还赶上了汶川地震，不过只是感觉到一点点而已。在四川的半年，是真正让自己沉淀下来，开始思考生活，思考人性本身的东西，因为那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学校就在山顶上，山顶上只有我们一所房子。每次下雨的时候，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学校整个就在云里面，站在学校院子里，身边就全都是白的。山里人的生活是很苦的，看到孩子们每天的手都是脏脏的，绿绿的，因为要打猪草。看到一个十岁小孩的手看起来像城市里40岁女人的手，看到有的孩子一年只有两套衣服可以换，也经常不洗澡。看到他们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只吃米饭，没有菜可以吃……我看到很多之前从没想到过的生活，也没想到很多人可以在这样的状态里生活，这是我以前从没有想到的。从那时候起我更会尊重生命，尊重生活本来的样子。我并不是像很多人那样，想带他们走出大山。我希望他们珍惜每一天，和小鸡小鸭们在一起生活，跟小狗小猫做朋友，学会享受生活。我真的不认为走出大山，他们的梦想就能实现，生活就会很美好。原标题：图片故事：关于户口的那些事儿<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4/0805/20140805023447246.jpg?imageView2/2/w/750" data-alt="周砚冰(后排右4)支教中的资料照片。"/>我教过的小学生现在已经高三了，虽然没有电话，但他们会给我写信，问我好不好。到深圳一个月我就结婚了，本来是想给老公的工作室做点设计就好了，自己也不是非要花很多钱的那种女人，可是后来他工作室不太顺利，我就出来找工作了。本以为找工作会很容易，那时候还有一点小小的傲慢，毕竟国检是珠宝企业的上级单位，以为在企业工作会很容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培训师，做到企业的培训总监，最后又和几个朋友出来，做了现在这家顾问公司。这些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都是深圳带给我的。我在深圳的时间还没有在北京的时间长，但这是一个真正的蜕变。在北京的时候总是被生活推着走，可是这里没人推着你，一切都要自己来把控。但这个过程中，我也失去了很多单纯的东西，也是有得有失吧，想回到那种没心没肺的状态已经很难很难了。北京落户有很多硬指标，一定是什么学历，什么单位，总是感觉高不可攀的。这让很多人在北京都找不到归属感，觉得比深圳更排外。在深圳就很简单，他就看积分，包括交社保的年份、居住证的时间、房产、当过义工、献血……这让我觉得相对比较公平。以前积分满了100才可以参加排队，每年只有固定的一些名额,没人知道自己排在第几位。从前年开始，只要满100分就可以办手续了，不用排队了,所以我很快就把一家三口的户口都落下来了。现在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又有了户口，就觉得自己真的是个深圳人了。我是去年拿到的深圳户口。拿到户口的时候也没有激动，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对朋友说，从今天起，请叫我深圳人。原标题：图片故事：关于户口的那些事儿<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4/0805/20140805023447760.jpg?imageView2/2/w/750"/>图为在深圳横岗地区一处出租屋，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甘溪村的农民工张社贵(左一)、张建芳坐在儿子和女儿的照片旁。2012年 新华社 刘杰 摄虽然我国城镇人口已占全国人口一半(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数字)，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会有更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虽然身处城市，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相比，在收入和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差别很大，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无力供养子女在城市生活、学习，不得不选择“一家两地”的生活。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6100万人(相当于英国人口的总和)，其中华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多达205.7万。报告指出，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所有留守儿童的3.37%，虽然这个比例不大，但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基数大，由此对应的单独居住的农村留守儿童高达205.7万。调查显示，46.74%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在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32.67%;有10.7%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一起居住。报告指出，留守儿童在各地之间的分布很不均衡。其主要集中在四川、河南、安徽、广东、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原标题：图片故事：关于户口的那些事儿<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4/0805/20140805023447994.jpg?imageView2/2/w/750" data-alt="照片由D先生(化名)提供。"/>D先生(化名)(1983年-)。对北京来说，外国小孩和外地小孩没有什么区别。D先生认为，夫妻二人都是非京籍，与其交高额的借读费，还不如给孩子多一个选择的机会。如果是非京籍入学，需要五证，五证”包括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而据D先生了解，今年，又对“五证”有了新的规定，需要达到相关的标准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容易，而且即使符合了可以入学，以后也是问题。D夫妇在北京收入都还不错，但这一笔花销差不多30万，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有一定的影响。怀孕6个月的时候，母亲就辞职，并转由其他城市去往西雅图。因为西雅图在此类移民方面知名度太高了，从其他城市入境能更好的规避移民局的调查。果然他们入境的城市，对一个怀孕6个月的母亲毫无戒备。在西雅图的月子中心待产4个月后，孩子顺利降生。虽然新生儿享受从奶粉到医疗的全面免费福利，D还是希望早点看到孩子，早日把母子接回国内。在美国，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分钱都不用花，但D先生还是希望儿子先回中国读到小学4年级，差不多那时候再去美国，中文英文以后都不会成问题。至于以后孩子要不要回国，那是他的事情了。</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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