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节期间，抱着手机“抢红包”无疑是热度最高的节日活动之一，俨然成了过年的“新风俗”。

中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人们庆祝节日的习俗也在逐渐改变。

传统节日的价值和功能何在？节日变迁的影响和根源何在？又该如何理解这种变迁？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过节意味着与历史对话

中华传统节日流传千百年，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内涵，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东亚、东南亚国家以及众多海外华人社会生活中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传统节日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我们和自己的历史对话，我们是一个有历史传统的民族，而这个历史传统对于我们来说是珍贵的财富，民族传统节日同时又是调整我们互相之间关系的时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曾如此论述他对传统节日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一种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从文化艺术的角度看，节日可以说是民族才智最集中的展现时刻。

节日和习俗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陶思炎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既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然规律，又能调节人们的社会生活；有助于增强民族内部和中华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具有积极、乐观、进取的特点，以健康向上的活动和内容，调节人们的身心；节日文化丰富多彩，是艺术、美学、伦理的结合，可以让人们得到美的熏陶和体验，实现人伦教化、道德教育和情感陶冶。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白莉长期教授民俗学课程，并连续多年就清明节、秦淮灯会等开展田野调查。在她看来，中国传统节日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互相联系形成整体的节日体系，从时序上以忙闲更替的形式让人们的社会生活达到张弛有度、劳逸结合；节日具有各自明确的功能定位，也充分照顾到了社会中的各类人群。

变迁是一种历史必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节日和习俗也发生着巨大变迁。从百年前的“元旦”日期变更，到近些年情人节、圣诞节的盛行，再到最近几年“双十一”、“双十二”等中国特色创造性“节日”的出现，人们对节日的喜好、过节的方式和习俗发生了广泛的变化。

受访学者表示，时移世易，这种变迁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历史必然。“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变迁必定带来社会意识变迁。”陶思炎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俗和传统文化发生变化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不可能设想当代人还像汉朝人那样生活”。此外，生产发展、现代人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科学知识水平和观念的不断提升，让人们过节时有了新选择、新方式。

陶思炎以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为例论述说，传统节日主要是立足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因而对时令特别重视，适应农时、有忙有闲，而随着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发展和壮大，附着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上的传统节日也必然要变化。

“有很多的节日因素消失，是民众和社会选择的结果。”白莉谈到，部分传统节日因素跟人们的现代生活方式和审美不再协调，其逐渐弱化和消失是一种必然。在传统节日的传承发展中，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节日的有益经验。

有学者表示，我们的传统节日还是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沿袭，但是某些重要要素和习俗出现了淡化和消失的趋势，文化本土性日益弱化，许多有特色和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踪迹难觅，经济至上和商业炒作等诸种现象不容忽视。

仍以“手机抢红包”为例，人们在低头“抢红包”过程中获得欢乐的同时，也占用了大量可用于体验民俗、风土人情，或是与亲朋好友团聚的时间。同时，“红包纷飞”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无声无息的商业大战。

以开放心态传承优秀文化

数年前，刘魁立就曾提出：“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自己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和必须肩负的历史承担，我们应该把祖先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从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传递给我们的后代，让他们在进行民族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有更多的精彩表现，有更多的贡献。”在今天，这段话在我们如何对待传统节日问题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气象上，中国传统节日的社会性、整体性、民族性比较强，而一些西方节日的个性化、时尚性比较强，更容易吸引和抓住青少年群体。”陶思炎认为，传统节日在发展进程中不能一味怀旧或者复古，必须与时俱进，以开放的视野和心态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将传统与时尚结合，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和更具时代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创新节日形式，丰富节日内容，满足现代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白莉也特别提出要重视青少年群体，青少年是未来社会的主角，是传统节日和文化的最重要传承力量。“有兴趣有热情的青年志愿者深入社区和群众，对传统节日习俗进行宣传，既是对他人，也是对自身进行教育的最好方式之一。”

传承还有赖于多方合力。“对于研究者来说，要研究和挖掘传统节日习俗及其优秀文化价值并进行推广。”白莉表示，目前学者的研究和应用推广之间存在障碍。应通过社区推广、媒介宣传、政府引导等多种途径，填平研究和应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从而实现对优秀节日习俗的正确理解和真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