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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从开国大典到国庆10周年庆典,从改革开放后1984年大阅兵到新世纪以来天安门前举行的历次大型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6年来,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未缺席,一代代广播人也见证了这几十年的变迁。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即将举行之际,央广网专访了曾经在现场参与直播工作的中央台播音员、记者,听他们讲述天安门城楼上的“央广之声”。

1999年10月1日,于芳(右一)在天安门城楼上。

央广网北京8月31日消息(记者宁静)如今已是播音界大师级人物的于芳,1971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1989年、1999年、2009年的历次重大国庆阅兵与庆典活动中,于芳曾多次代表中央台走上天安门城楼参与播音。作为亲历者,于芳最早关于阅兵的记忆,得追溯到1984年。

“不仅阅兵队伍有备份人员 播音员也有备份”

1984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庆35周年阅兵直播报道的两名备份播音员之一,于芳全程参与了前期的彩排演练。在阅兵当天,两名正式播音员走上天安门城楼,而她则回到中央台的工作间,在广播里听完了当年的阅兵盛况。

“每次这种重大阅兵式,播音员都有备份,两个上城楼,两个作为备份。备份的播音员也要全程参与筹备和彩排。”于芳说,“阅兵的队伍不也有备份吗?播音员也一样,所有的流程都跟着走,但是最后不上场。”

但备份人员并不是仅仅在一旁观看。由于电台的信号并不能传递到广场上,那一年的彩排,于芳在观礼台上为现场观看的人群进行解说。

“转播稿件修改了十版 力争分秒不差”

1999年,适逢国庆50周年大庆。于芳作为正式播音员,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播音。10月1日那天,于芳和她的搭档丁然手里拿着的转播稿,已经是第十次修改后的版本。为了保障直播的准确性,直播组用DV把彩排时的视频拍摄下来,一遍遍地演练,再将转播稿一遍遍地修改,就是为了能在阅兵当天,播音员的解说词能跟现场的方队做到“分秒不差”,同步进行。

“8月份中央台就组织了报道队伍。第一次演练是9月初的一个晚上,完全是懵着来的。那时候黑灯瞎火,根本分不清是哪支队伍,解说词也特别长,一百多页的稿纸,根本介绍不完。之后就一遍遍地换稿,想办法让解说词和队伍能够对上。”于芳回忆。

“盲播” ——听音识别队伍

转播预案做得再完善,也会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与其他年份不同的是,1999年,中央台的直播台位于在天安门城楼的西边。这意味着,播音员无法在第一时间看到自东向西来的阅兵队伍。于芳回忆,那一年,播音员几乎是以盲播的状态完成了工作。

“在大家的印象中,天安门城楼的地势很高,视线应该很好,但直播席距离观礼的人群不到一米,还有很多的设备,非常影响视线,站在西边看不到东边。”于芳说,不同的音乐代表不同的队伍,“只能从听觉上去校准,换音乐,换队伍,播音员就换解说。”

突出广播特色 :“技术专门有人拿着话筒跟着队伍收音”

虽然面临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于芳回忆,在1999年的国庆阅兵直播中,中央台仍旧采取了不少创新手段。那时电视已经在中国得到广泛普及,为了与画面感极强的电视直播区分,突出广播特色,中央台将报道的重点放在了大阅兵的幕后与解读上。解读游行队伍的编排、动作、设计及背后的故事。于芳说,“在解说词的写作上,综合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给播音创作提供了特别广阔的空间。”

为了将现场的标志性声音传递给听众,技术人员花费了不少力气。“比如国庆时的升旗仪式,要想把国旗班整齐的脚步声从广播中传到全世界,技术部门专门有人拿着话筒跟在国旗护卫队的后面收集声音。就在正步声、礼炮声中,我们同步念着解说词。”

较之前更慎重的是,那一年,中央台采取了“一主七备”的方式。“七备不是说七对播音员,而是七种方式的备份,比如通过卫星、转播车等方式来保障播出,应对突发状况。”万幸的是,中央台所启用的备份没有用上过。

两分钟的遗憾

遗憾并不是没有。50周年阅兵时,地面部队的检阅比预定时间延后了两分钟。空中梯队的飞机从北京周边的机场提前起飞,仍按预定时间抵达,所以新型导弹部队和空中梯队同时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当即,于芳在解说中把导弹部队先略过,优先解说了空中梯队。

于芳说,“城楼上的播音台是开放式的,为了防止翻纸的声音影响播音,我们手里攥着的一百页稿子都没有装订。那天风还特别大,万一没拿紧,就飞出去了。”

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一页稿子翻过去后,再往回翻查某个特定内容困难重重。“当时解说空中梯队的中间是有空隙的,但由于这个突发状况,没法往回翻稿子,你也不知道能翻到哪,我们就没法往回找了。”有了这样的经验,60周年阅兵直播时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中央台从开始不会缺席 今后也不会缺席”

谈起中央台的历史和她记忆中的诸多细节,如今仍旧在播音一线上继续奋斗着的于芳,对这份工作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说,每一次的大型活动,承担直播活报道的媒体都是最早抵达天安门的。“中央台作为报道的主力,应该把我们能做的做到最好,不断创新。从我的理解上来说,在一代代广播人的耕耘引领下,我们广播电台从一开始就没有缺席,今后也永远不会缺席。”

导语:从开国大典到国庆10周年庆典,从改革开放后1984年大阅兵到新世纪以来天安门前举行的历次大型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6年来,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未缺席,一代代广播人也见证了这几十年的变迁。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即将举行之际,央广网专访了曾经在现场参与直播工作的中央台播音员、记者,听他们讲述天安门城楼上的“央广之声”。

1999年10月1日,于芳(右一)在天安门城楼上。

央广网北京8月31日消息(记者宁静)如今已是播音界大师级人物的于芳,1971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1989年、1999年、2009年的历次重大国庆阅兵与庆典活动中,于芳曾多次代表中央台走上天安门城楼参与播音。作为亲历者,于芳最早关于阅兵的记忆,得追溯到1984年。

“不仅阅兵队伍有备份人员 播音员也有备份”

1984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庆35周年阅兵直播报道的两名备份播音员之一,于芳全程参与了前期的彩排演练。在阅兵当天,两名正式播音员走上天安门城楼,而她则回到中央台的工作间,在广播里听完了当年的阅兵盛况。

“每次这种重大阅兵式,播音员都有备份,两个上城楼,两个作为备份。备份的播音员也要全程参与筹备和彩排。”于芳说,“阅兵的队伍不也有备份吗?播音员也一样,所有的流程都跟着走,但是最后不上场。”

但备份人员并不是仅仅在一旁观看。由于电台的信号并不能传递到广场上,那一年的彩排,于芳在观礼台上为现场观看的人群进行解说。

“转播稿件修改了十版 力争分秒不差”

1999年,适逢国庆50周年大庆。于芳作为正式播音员,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播音。10月1日那天,于芳和她的搭档丁然手里拿着的转播稿,已经是第十次修改后的版本。为了保障直播的准确性,直播组用DV把彩排时的视频拍摄下来,一遍遍地演练,再将转播稿一遍遍地修改,就是为了能在阅兵当天,播音员的解说词能跟现场的方队做到“分秒不差”,同步进行。

“8月份中央台就组织了报道队伍。第一次演练是9月初的一个晚上,完全是懵着来的。那时候黑灯瞎火,根本分不清是哪支队伍,解说词也特别长,一百多页的稿纸,根本介绍不完。之后就一遍遍地换稿,想办法让解说词和队伍能够对上。”于芳回忆。

“盲播” ——听音识别队伍

转播预案做得再完善,也会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与其他年份不同的是,1999年,中央台的直播台位于在天安门城楼的西边。这意味着,播音员无法在第一时间看到自东向西来的阅兵队伍。于芳回忆,那一年,播音员几乎是以盲播的状态完成了工作。

“在大家的印象中,天安门城楼的地势很高,视线应该很好,但直播席距离观礼的人群不到一米,还有很多的设备,非常影响视线,站在西边看不到东边。”于芳说,不同的音乐代表不同的队伍,“只能从听觉上去校准,换音乐,换队伍,播音员就换解说。”

突出广播特色 :“技术专门有人拿着话筒跟着队伍收音”

虽然面临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于芳回忆,在1999年的国庆阅兵直播中,中央台仍旧采取了不少创新手段。那时电视已经在中国得到广泛普及,为了与画面感极强的电视直播区分,突出广播特色,中央台将报道的重点放在了大阅兵的幕后与解读上。解读游行队伍的编排、动作、设计及背后的故事。于芳说,“在解说词的写作上,综合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给播音创作提供了特别广阔的空间。”

为了将现场的标志性声音传递给听众,技术人员花费了不少力气。“比如国庆时的升旗仪式,要想把国旗班整齐的脚步声从广播中传到全世界,技术部门专门有人拿着话筒跟在国旗护卫队的后面收集声音。就在正步声、礼炮声中,我们同步念着解说词。”

较之前更慎重的是,那一年,中央台采取了“一主七备”的方式。“七备不是说七对播音员,而是七种方式的备份,比如通过卫星、转播车等方式来保障播出,应对突发状况。”万幸的是,中央台所启用的备份没有用上过。

两分钟的遗憾

遗憾并不是没有。50周年阅兵时,地面部队的检阅比预定时间延后了两分钟。空中梯队的飞机从北京周边的机场提前起飞,仍按预定时间抵达,所以新型导弹部队和空中梯队同时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当即,于芳在解说中把导弹部队先略过,优先解说了空中梯队。

于芳说,“城楼上的播音台是开放式的,为了防止翻纸的声音影响播音,我们手里攥着的一百页稿子都没有装订。那天风还特别大,万一没拿紧,就飞出去了。”

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一页稿子翻过去后,再往回翻查某个特定内容困难重重。“当时解说空中梯队的中间是有空隙的,但由于这个突发状况,没法往回翻稿子,你也不知道能翻到哪,我们就没法往回找了。”有了这样的经验,60周年阅兵直播时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中央台从开始不会缺席 今后也不会缺席”

谈起中央台的历史和她记忆中的诸多细节,如今仍旧在播音一线上继续奋斗着的于芳,对这份工作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说,每一次的大型活动,承担直播活报道的媒体都是最早抵达天安门的。“中央台作为报道的主力,应该把我们能做的做到最好,不断创新。从我的理解上来说,在一代代广播人的耕耘引领下,我们广播电台从一开始就没有缺席,今后也永远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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