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位老兵讲述抗战故事：残伤无悔驱“禽兽”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99岁抗战老兵黎德：残伤无悔驱“禽兽”“这帮禽兽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亲眼见过被日军强奸后用刺刀挑死在米缸里的妇女，他们不是人！”99岁的抗战老兵黎德对罪行累累的日军恨之入骨，在交谈中常把日军称作“禽兽”。黎德1917年3月出生于广西桂林市丽泽门附近一贫苦家庭。1938年从黄埔第4分校(广州燕塘)14期步科毕业后，他参加抗战，历任65军154师少尉排长、中尉排长、上尉连长和少校营长。1945年在江西追击日军时，黎德被日军子弹击穿下颌，失去牙床的他70年来只能吃稀饭等流食。黎德说，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其所在部队奉命在淡水一带阻击敌人。“这是一场恶战，我手下有3个班48人，牺牲了18人。”想到牺牲的部下，黎德一度哽咽。日军占领广州后，黎德随部队节节北退，驻防粤北。1939年12月，第一次粤北战役爆发。“在广东河源县一个叫赤白泥的地方，我带了一个排三十七八个人在路边伏击日军的运输车，缴获很多物资。但清扫战场时我被冷枪贯穿肚皮，幸亏没伤到内脏。”黎德撩起衣服，两块花生粒大小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黎德告诉记者，第三次粤北战役失利后，其营队退往江西“三南”(龙南、定南、全南三县)地区修整。在“三南”的小江镇，黎德第二次负伤，并且终身残疾。“我们营和鬼子的一个联队遭遇，干了起来。”黎德激动地说，“鬼子撤退时，我带人追击，没想到下颌被击中，子弹从左到右贯彻面部，牙床被打断。我被战友背到野战医院治疗。”“医生看着我6英寸长的伤口直摇头，为了补下颌骨，只好从我身上取一节肋骨。”黎德告诉记者。目前，黎德和女儿、女婿住在桂林市区一栋狭窄的单元楼里，他每天都会看新闻，每当看到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罪行的言论时，他都会生气地直跺脚。“人在做，天在看，这帮禽兽造的孽怎么也否认不了！”黎德说。(唐荣桂)中国远征军老兵武彪：我载着史迪威去前线！“只听‘砰’的一声，我的卡车被日军的地雷炸飞，我则被挂在十几米开外的树枝上。等清醒过来，我下意识地摸摸下半身，发现腿还在。”93岁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武彪讲述着在缅甸死里逃生的经历。1922年6月，武彪出生于广西全州县永岁乡武家村。高小毕业后，他考入贵州都匀辎重兵学校，后加入中国驻印远征军战车第一营，参加了反攻缅北对日作战。“印度太热了，一下飞机，我们就脱掉了棉衣。”武彪依然清晰地记得刚到印度的场景。1943年10月，他从贵阳步行到昆明，再乘“飞虎队”的飞机沿“驼峰航线”行至印度汀江机场，最后抵达兰枷训练基地。武彪在基地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训练。“美国人的训练方法很野，把我们放在一块大平地里，十个人轮流开一部车，随便开。”武彪笑着说。训练结束后，他被编入中国驻印远征军新一军直属战车第一营补给连。“我们营有3个战车连，1个补给连和1个搜索连。”武彪告诉记者，“补给连有3部车，都是吉姆西(GMC)十轮卡车，我开其中一辆，我的任务是把弹药、罐头等补给物资运到前线。”1944年1月，新组建的战车第一营奉命由印度挺进缅甸，参加反攻缅北作战，力图打通中印公路。3月，战车第一营急袭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重创日军，缴获其关防，取得瓦鲁班大捷。“当时抱着驱逐日寇、打回祖国的信念，将士们的斗志非常高。”武彪说。“在反攻缅北时，史迪威几次坐我的车！”武彪一直对这段经历津津乐道，“史迪威坐在副驾驶座上，用中文向我问好，他的两名警卫则坐在他的吉普车上，吉普车挂在我的卡车后。”武彪说，丛林多雨，卡车经常会陷入泥泞中，吉普车更是难以通行。卡车一旦陷入，他们会在车前打入5根1米长的桩子，用绳索将桩子与汽车的绞盘连在一起，通过绞盘的牵引力将卡车拉出泥泞。“史迪威在固定点位置的选择上很在行，而且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会亲自挥舞大铁锤打桩。”对于武彪，70年前的往事犹如刚刚发生。提到战场，多少次死里逃生的武彪表现得异常平静，但一说起家人，他变得泪眼朦胧：“我的母亲被日军逼到山上活活饿死，二哥被抓到打死，国仇家恨，我怎能不赴国难逐日寇！” (唐荣桂)段成明：打起仗来是战士，仗停了就是宣传员12岁当上儿童团团长，13岁参军做文艺兵，86岁的段成明留着山羊胡，精神矍铄，能歌善舞。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在用文艺宣传伟大的抗战精神。“我是八路军120师贺龙的兵，在吕梁山打起仗来是战士，停了战就是宣传员。”山西广播电视台离休干部段成明这样总结自己的抗战故事。凝视着一张儿童团照片，段成明自豪地说，他12岁就是6个村的儿童团团长，送鸡毛信、站岗、放哨、埋地雷，样样干得漂亮。当儿童团团长，让他从小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段成明回忆说，贺家湾350户中有89户全部让日本人杀害。“我带着儿童团去时，看到那些被杀害的小孩都是拿箩筐往外担呢。日本鬼子太残忍。”他悲愤地说。有一次，晋绥军区特务团侦察股长江鲁到村里去侦察，熟悉黄土高坡地形的段成明成为了江鲁的向导。“他问我当兵不，我就说当！”段成明说，他早就想上战场打日本人。说完，老人用颤抖的手打着拍子，唱起了那首《快去把兵当》。“叫老乡你快去到战场上，快去把兵当。莫等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老婆孩子遭了秧，你再去把兵当……”一首唱罢，老人又斗志昂扬地唱起陕北民歌《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呦，打日本就顾不上。”“当时这些民歌在吕梁山上流传，懂得了为什么要去当兵，歌词简短有力，鼓舞了一代青年参军为家乡而战。”段成明说。1944年，段成明13岁时正式参军，先到特务团，后来由于能唱会跳就去了宣传队，成为了一名文艺兵。部队打完仗整训的时候，就该文艺兵演出了。段成明依旧清晰记得“除奸舞”的唱词和动作。“手拿锄头锄野菜啊，锄野菜好长苗啊，咿呀嘿，呀呼嘿……”段老说，他们编排“除奸舞”就是用锄地比喻把汉奸铲除掉。此外，“丁玲舞”也曾在军区流行一时。“那时候手腕上戴两个小铃铛，嗖哆来米，啦嗖米来，米来米嗖来……”段成明边说，双手舞动了起来。除了宣传，段成明说，打起仗来，他们就得上前线，当看护员、卫生员、战地鼓动员等。老人回忆说，他曾参加过攻打汾阳城战斗、巧袭协和堡、官庄垣战斗、下西山伏击战等。其中，在下西山伏击战中，日军的子弹打穿了他的棉帽子，头皮蹭破了，一直到他48岁时，发现双手颤抖厉害，经过检查，原来头上曾经流血的地方血管被压扁了。(王学涛)这是一张大约拍摄于1942年的老照片，照片中李杏阁端着碗给八路军伤员喂饭，伤员背后站着一个半截短发小女孩，名叫刘敬影(8月19日翻拍)。刘敬影：我的家成了八路军的地下医院这是一张大约拍摄于1942年的老照片，照片中李杏阁端着碗给八路军伤员喂饭，伤员背后站着一个半截短发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就是“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的女儿刘敬影，当年只有12岁。记者在河北安平县大何庄乡报子营村见到刘敬影时，她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老人的记忆力不算太好，但跟母亲一起掩护、护理伤员的事，很多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李杏阁出身穷苦，17岁从邻县嫁到报子营村刘家，丈夫去世早，只剩下她和三个子女艰辛度日。爱憎分明、雷厉风行的李杏阁，当上村妇救会主任，投身抗日工作。194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八路军敲开李杏阁家的门，抬进来一名叫刘建国的重伤员，从头到脚有枪刀伤十二处，血和棉衣冻在一起。刘敬影对这一幕印象深刻，“浑身是血，他疼得不行。”李杏阁给刘建国脱去血衣，用棉花沾开水擦拭伤口。每天晚上她都守在伤员身边，一会听呼吸，一会摸胸口，多少个不眠之夜过去了，刘建国一天一天好起来。此后，李杏阁在家中挖了两个秘密地洞，专门让八路军伤员隐蔽、疗伤。一次日本鬼子来到报子营村扫荡，突然闯进李杏阁家，鬼子闻到屋里有药味，逼李杏阁交出八路。“我娘指着刘建国说，这不是八路，这是俺儿子。刘建国脑袋上、腿上裹的都是破烂棉花套子，鬼子仍不相信。”刘敬影说。两个鬼子气得呱呱叫，用枪托在李杏阁身上一顿猛戳，李杏阁坚决否认是八路。鬼子发疯似地用刺刀朝她前胸刺去，她身子一歪被刺中左肩，躲过致命一刀，鬼子听到集合号就撤回了。“我娘肩上流血，我用棉花套子给她擦血，等鬼子走得没影了，藏在地洞里的八路军医生出来给我娘上药。”刘敬影说。随着需要掩护的伤员增加，李杏阁一家人又在屋里、猪圈里、菜窖挖了新洞口，她家成了八路军的地下医院。回忆起当年挖地洞的场景，刘敬影说，“我跟我兄弟在西屋夹道里偷着挖地道，挖出来的土撒到街上垫道，不敢堆成一堆，容易露馅。”据了解，李杏阁曾掩护和护理的轻重伤员达73名，处理伤口、换药、洗绷带、烧水做饭、端屎端尿这些活一个人忙不过来，孩子们也帮着打下手，还负责站岗放哨。“有时候，我娘让我去街上的洞口、村外的战壕沟里给八路军送饭、送水，有白菜、高粱饼子，八路军战士问我，你不胆小啊？我说，我胆小就不来了。”李杏阁一家人与八路军结下了深厚感情，伤员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娘”。1944年11月，冀中军区授予李杏阁“冀中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这一年春节，著名作家、当时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魏巍和战友采访李杏阁，李大娘将自己亲戚刘秋华介绍给魏巍。从此，魏巍夫妻二人相伴一生、生死与共，并与刘敬影一家人长期保持联系。1945年，李杏阁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群英大会。1964年12月，63岁的李杏阁因病逝世。如今，李杏阁的后人仍然珍藏着那枚群英大会银质纪念章，还有2005年11月魏巍亲笔书写的李杏阁母女抗战拥军事迹证明信。(王文化 王民)“一死报国，来生相见”——衡阳保卫战“最后一电”发报者卢庆贻的追忆“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相见。”1944年8月6日，保卫衡阳的战斗已经僵持了40多天，日军清晨从北门攻入衡阳城后不久，时年16岁的第10军军部报务员卢庆贻向外发出了军长方先觉率4位师长等人拟好的“最后一电”。弹指一挥间，转眼70多年过去了。当年参战时，卢庆贻还是尚未成年的“黄髫小儿”，如今已是87岁高龄的耄耋老人。离开战场后，他回到了老家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勤耕苦作，生儿育女，如今已经是四世同堂，现在和老伴邓利文过着简朴祥和的日子。尽管弱小的身躯已经有些佝偻，但老人依旧精神矍铄、行动敏捷。70多年前的衡阳保卫战中，他和大约一万七千名抗日将士一道，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苦战47天，在枪林弹雨中扛起了一个苦难民族不屈而坚挺的脊梁。“我祖父母在长沙做生意，1928年我出生在长沙市南门灯笼街。”卢庆贻老人回忆说，1938年，长沙在“文夕大火”中沦为焦土，他随家人搬回湘潭老家。1940年，祖父过世，家里经济困难，他不得不辍学。1941年，他前往长沙谋生，恰逢第10军招收报务员，他就报名参加了考试，通过选拔以后接受了半年培训，随后被分配到第10军军部。1944年，日军进犯衡阳，第10军奉命守卫衡阳。卢庆贻老人回忆说，1944年6月下旬，日军指挥官横山勇动用3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但守军士气高涨，沉着应战，顶住了猛烈炮火，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日军还使用了毒气，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被毒死了。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了前线，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卢庆贻老人说。此后，日军又分别于7月下旬、8月上旬对衡阳城发动了第二、第三次强攻。由于伤亡惨重，粮食弹药补给吃紧，援军又迟迟没有到来，第10军守城越来越吃力。最终在8月6日清晨，日军在守军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从北门攻入了衡阳城内。“6日中午，方先觉军长召集师长、参谋长在中央银行开会，最终决定放弃从衡阳城突围，并拟好了一道电报，交给我发出去。”卢庆贻老人说，他当时并不知道电报的具体内容，直到后来从日军战俘营逃出去后，才从报纸上看到这道表达第10军“一死报国”“勉尽军人天职”决心的“最后一电”。当着记者的面，老人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完了整段电文。他说，这70多年来，他在心里千万遍默念过这道电报。作为非战斗人员，很庆幸自己能够在无比惨烈的衡阳保卫战中活下来，但是数千名战友却把生命留在了衡阳，为国家和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良恒 丁文杰)“八百壮士”最后幸存者黄海潮口述抗战历史“当时日军对七星岩洞里的军人恐吓利诱，但没有一个中国军人出来投降。后来我听见‘砰砰砰’响了三声，开始还以为日本人投手榴弹冲进来了，后来才知道是放毒气弹。”桂林保卫战“八百壮士”最后幸存者黄海潮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95岁的抗战老兵、广西全州人黄海潮在全州县一家敬老院向记者讲述桂林保卫战那段英勇壮烈的抗战历史。从1944年10月28日日军发动主攻至11月10日桂林沦陷，桂林保卫战的守城将士在外无援兵、内无补充的情况下，面对有飞机坦克配合、装备精良的数倍强敌，孤军奋战，英勇抗击，视死如归，一些官兵拉响手榴弹、炸药包和日寇同归于尽，美丽的漓江被染成了血红色。这场战役也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黄海潮是广西全州县全州镇大新村车田屯人，出生于1920年9月，是黄埔军校第18期学员，参加过衡阳保卫战，战后任第31军131师391团运输连后勤排长。“日军攻下衡阳，企图一路经过桂林、南宁直接进到越南，想打通华北到越南的‘大东亚交通线’以支撑战争，这场大仗也叫豫湘桂战役。1944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桂林城防吃紧，我们部队奉命马上调到桂林，先是驻防榕湖路榕湖小学一带，两个月以后转到桂林七星岩一带。在那一带用了两个月构筑工事。”黄海潮说。“从10月底开始，我们与日军激战了10多天。根据部署，我们391团守备中正桥以北沿河至北门一线，击毙击伤很多日本人。那段时间频降大雨，盟军空军受阻帮不了忙。日军的增援部队分路合击，我们的阵地一个个失陷，漓江大桥也被炸断了，东西岸的交通全部断绝。我们被困在城里的守军，没有退路，官兵誓与桂林城共存亡。”黄海潮回忆道。“后来我们退到七星岩死守，占据优势地形与日军反抗到底，日军数次强攻伤亡惨重，但无论如何也攻不进七星岩，不过我们也被团团围住，很难有机会突围。我们运输连的老连长战死后，由广西融水一个姓李的长官顶替，他对大家说，没有上级命令谁也不许离开。当时我还是20多岁的小年轻，头脑比较机灵，体力也好，从前洞走到后洞，又从后洞走到前洞，虽然心里很烦躁，但仍想办法给洞里官兵提供给养。”老人停了一下，接着往下说：“日头快落山了，我在前洞了解给养情况时，见枪炮声暂时停了下来，就好奇地爬上洞口往外看。我看见三个可疑的‘老百姓’，他们在洞口的射击范围外观察了一下子，后来听到3声长哨子后就走了。守洞口的长官说，那三个人可能是日本兵化装来侦察情况的，要求守洞口的士兵提高警惕，防止日军发动偷袭。”“随后我走到后岩，发现有人在爬沙包，想从洞口爬出去。当时没有长官在，我胆子也大起来，也想爬出去。沙包堆得很高，也很滑，我爬了几次没有成功。这时，我的副排长来了，他姓温，是广西横县人，平时对我很敬重。我就说，‘你推我上去，等下我再拉你上去。’温排副二话没说，蹲了下去，我坐到了他的肩膀上。正往上爬时，突然听到洞里接连响了三声，我以为是日本兵投进的手榴弹，赶紧往上爬。我的大半个身子刚爬出洞口，就听温排副说，‘排长你快走吧，我可能不行了。’接着就是一阵痛苦的惨叫声。我不知道洞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拼命钻出洞口，跌到了洞外边。”老人说，他后来才知道，那三声像手榴弹一样的响声，其实就是毒气弹的爆炸声，他坚信自己是“最后逃离七星岩的幸存者”。黄海潮说，当时七星岩里的战斗人员主要是机枪连和运输连的官兵，加起来可能也就500人左右。“要是八百壮士的统计数字属实，那他们多数应该是担架、医务、炊事等后勤人员和撤退到洞里的伤病员。”黄海潮告诉记者。“当时我们守军在装备简陋的情况下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就是抱着誓死守卫桂林的决心，那种壮烈现在很多人可能无法想象。多年来，每年清明节或者烈士们牺牲的11月份，我们这些抗战老兵和后人都会到七星岩纪念我们牺牲的战友。希望后人能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黄海潮说。(孙志平 韦大甘 钟泉盛)松山抗战遗址中国远征军雕塑群一角。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远征军老兵宁西珍：我不是英雄，只是战争的幸存者70年之后，沧桑岁月已刻上他的脸庞。94岁的宁西珍回望过去，满眼都是自己20多岁时的样子。那是他一生中最艰苦但又最光荣的时光，他随中国远征军赴印度、缅甸参加对日作战，几经战火，九死一生，最终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战争的幸存者。”今年7月2日，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这位参加过日军芷江受降和南京受降的抗战老兵面对记者，平静地说出这句话。宁西珍的人生记忆，被几个时间节点勾勒得逐渐清晰。1940年，因山西老家被日军占领，强烈的爱国热忱让宁西珍报考已迁往成都的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十八期工兵科的学生。1943年毕业前，报国心切的他甚至组织了18名同学准备奔赴沦陷区打游击。一番波折之后，宁西珍被分配至中国远征军，从昆明乘飞机经“驼峰航线”来到退守至印度的中国驻印军新一军22师65团，成为一名情报官。前线纷飞的战火和战局的艰辛超出了宁西珍的想象。“我们的装备很落后，步枪都是打一发退一发的，与敌人相差很多。”在1943年末反攻缅北的太洛战役中，宁西珍需要突破日军的封锁线，独自将作战地图送到已转移至敌后的本方部队。短短几公里的原始森林内险象环生，不时枪声大作，他从白天一直走到翌日清晨，直至将地图送达，成功切断了敌人的增援部队。最终，太洛战役获得全胜，中国军队歼灭日军800多人，收缴十余辆军用卡车。战役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甚至不相信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能取得这样的大捷，亲临战场清点人数后深表佩服……此后，宁西珍先后参加了瓦鲁班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卡马英战役等。强渡伊洛瓦底江战役是宁西珍在缅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当时已任排长的宁西珍和战友在船头架起机枪，行至江心时遭到敌人袭击，多名战友受伤溺亡。“子弹就在身边飞过，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情急之下，宁西珍命令其余战友打开救生衣弃舟下水，并通过旗语通知岸上的小炮班向日军发起攻势，掩护部队登岸。战斗结束后，全排死伤十余人，宁西珍也身受轻伤。“那时候，你就会真真切切感受到战场的无情。”宁西珍至今清晰地记得，从缅甸归来后，1945年8月自己在湘西战场听闻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时的情形。“大家一起唱啊、跳啊。那种心情，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此后，宁西珍又先后随部队赴芷江和南京，承担日军芷江受降仪式和南京受降仪式的外围警戒任务，见证了抗战胜利最荣耀的一刻。 (陈晨)昆仑关大捷亲历者通熊寿明：“子弹从头顶擦过”历经昆仑关高峰隘阻击战、长沙会战和滇西松山战役的战争洗礼，多次参战的98岁老兵熊寿明，回忆当年的烽火岁月依然历历在目。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抱着当兵打仗、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熊寿明毅然决然地报考了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成了黄埔十四期的学生。由于炮火纷飞，黄埔十四期的军事学习从四年压缩为两年，学生提前毕业投入战争。1939年，日军在钦州湾登陆，占领防城港、钦州并向北推进，随后占领南宁，据守南宁外围攻打高峰隘和昆仑关两个战略据点。熊寿明受命直接奔赴昆仑关，成为国民革命军第46军的一员，先被分配到170师驻守昆仑关，后被调去武鸣腾翔坚守高峰隘。熊寿明一边用手指在桌上比划，一边介绍说：“昆仑关和高峰隘是最关键的两个关口，一旦这两个地方失守，日军就会长驱直入，威胁后方……”当时，作为传令员的熊寿明刚到508团，日军就打上来了，满腔热血的他即刻投入了战斗。“子弹从头顶擦过的声音一辈子忘不了，”熊寿明回忆道，“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他们瞄准我们，想把我们消灭，我们赶紧趴下，子弹便从身边扫射开来。”“敌人有飞机、重炮，相比起来，我们团的装备落后且笨重，一支枪7斤多重，加上弹夹，每个作战士兵身上负重二三十斤。打仗有生命危险，但是，为国作战，死都很光荣。”熊寿明说。经过几个月的争夺厮杀，昆仑关战役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损失也很惨重。熊寿明称，仅仅在高峰隘阻击战中170师508团就牺牲了1000多人，尸骨漫山遍野……昆仑关大捷后，带着对日军的国仇与家恨，熊寿明随部队先后到柳州、衡阳一带参加长沙会战阻击战，1942年又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15团12连的连长，在云南腾冲参加了松山战役，他说，“当时我们负责攻打敌人碉堡，战斗很激烈。事后才发现一颗子弹穿过我的裤脚，留下了两个洞。”“1945年，我们在松山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把枪举过头顶大声欢呼。”回想当年的情形，熊寿明激动得眼角泛泪光。(邹婷玉)老兵陈文钟：我有幸护送戴安澜将军灵柩一程“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这是抗战名将戴安澜在缅甸作战时，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书。73年前的1943年5月26日，身负重伤的戴将军率部转战多日，即将抵达中缅国境时，终因伤势恶化，北望家国，赍志以殁。5月底，驻扎在云南曲靖的汽车五团接到上司的命令，要派两辆车到滇西迎接戴安澜将军的灵柩。驾驶兵陈文钟从排长处接到了这个特殊任务。他知道，200师隶属于第五军，在广西抗日时取得过昆仑关大捷，戴安澜是鼎鼎大名的抗日将领，心里异常激动。他们的车队在4月底时也刚从缅甸撤回，在滇西保山幸运地躲过日军的轰炸。陈文钟是浙江义乌人，1940年5月，只有15岁的陈文钟，隐瞒年龄，辞别父母，靠着自己1米8的大高个，和当时农村难得的高小文凭，考取了1名汽车驾驶兵，到贵州都匀的辎重部汽车驾驶兵教育团学习驾驶。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汽车五团。接到任务的陈文钟和战友检修好车辆，驾驶两辆卡车从昆明出发，昼夜兼程，抵达了预定地点——保山东北面的一处山口，当时已经是10时左右。到下午2时许，陈文钟看到4位官兵抬着黑色的将军灵柩从山沟里走出来，后面是10多位官兵追随其后，个个神情肃穆。戴将军的灵柩安放在陈文钟驾驶的卡车上，扶灵的官兵乘坐另1辆卡车追随车后。1件将军的血衣让陈文钟印象深刻：那是1件白衬衫，已被鲜血浸透染红，胸部正中有多个弹孔。血衣已经泛潮，陈文钟怕它霉坏，用竹竿把它撑了起来，高悬在汽车的左前方，一路开回昆明。回昆明的路上，途经不少城镇，有不少百姓都沿路祭拜。陈文钟不愿开得太快，怕惊扰了将军。抗战胜利后，陈文钟又前往新疆，并于1949年随部队在当地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1969年，陈文钟转业回乡，1983年离休。大儿子陈向东说，离休以后父亲读老年大学，开始写回忆录，才向家人披露了这段难忘的经历。“他喜欢看抗战的电视剧，特别是看了《中国远征军》以后提出些意见，比如缅甸的森林不像电视里那么稀疏，是看不到人的；105榴弹炮开火以后要连跳几跳，而电视里只是炮口冒烟；戴将军负伤，血衣上的弹孔不止两个……”2013年底，在《金华日报》等社会各方力量的帮助下，戴安澜将军之子戴澄东与陈文钟见了面。陈伟东回忆说，当时父亲住在义乌江东卫生院里疗养，由于大面积脑梗塞，说话并不清晰，也只能躺着。但是听说戴将军之子要来看他，就能起身坐着了。“家里人都说，能和戴将军的儿子见上一面，一定是他这几年最高兴的一件事。” (冯源)(综合新华社报道)</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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