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驻里约热内卢领事馆的领事叫卡洛斯,人太热情了,第一次见面,就跟我们聊起了“王”和“黄”姓英文拼写的区别,又打开电脑,给我们展示秘鲁的唐人街,说秘鲁满大街都是中餐馆。他在新加坡待过5年,去过几次北京,这让我觉得,我们去秘鲁有戏了。
从美国到中美洲,几次咨询办理秘鲁签证,都因游客身份被拒绝,告知只能回北京办理。本已决定放弃秘鲁,但看到有人在里约签出,就去试一试。
我们带起了所有资料,卡洛斯甚至亲自帮我们复印。卡洛斯说:“你们周三再来吧,我需要向利马提交你们的资料,需要三天时间。”
周三如约再去,护照上已经贴上了秘鲁签证。卡洛斯穿了套新衣服,我注意到她领带图案是李小龙。
“你说过,你是旅行作家,你会写写我们秘鲁,对吗?”卡洛斯说。
秘鲁对部分中国人来说,就是马丘比丘、羊驼和玛卡。我和女朋友的主要目的,就是看一眼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马丘比丘。我们从古代印加王国的首都库斯科出发,坐了6小时车,再徒步2个多小时,到达了马丘比丘山下,休息一夜,第二天天未亮就去摆渡车站等车。马丘比丘几乎是秘鲁的国家旅游形象,就像中国的长城。马丘比丘也名不虚传,它由前哥伦布时期印加帝国建于公元1500年(约为明朝弘治年间),整个城市高耸在2350米的山尖上,为周边的大山所包围。在山下你绝看不到这里隐藏着一个城市,但在城内,视野极其开阔。我们在日出前赶到山顶,三面环山,只有东方给太阳留了一道门,金色的阳光洒在只剩下废弃的城市遗址,两只被豢养的白色羊驼在城里的草地上活动,山下是苍翠的热带丛林和河谷,南方远处是皑皑雪山。
对于这个奇迹,原谅我词穷,好像只能想出来“绝美”这样的词。但这一段话,一个词,怎么对得起卡洛斯领事?
我们回到了130公里外的库斯科,这个安第斯山地城市,海拔高达3416米,高原反应不期而至,按照本地人的方法,我终日拿古柯叶泡水喝,古柯叶可以提炼出可卡因。秘鲁人习惯于咀嚼古柯叶或者泡水,认为这能抵挡饥饿和增加体力。
库斯科是古印加帝国的都城,西班牙人在没进入南美大陆时,就听说这里盛产黄金和白银。所以,西班牙人开着船骑着马挥着刀来到这里,但他们没有把崇拜太阳神的印加人的神庙完全毁掉,而是在此基础上再建教堂修道院,以及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库斯科就建立在两种文明之上。
这里像拉萨,阳光充足,日子闲散,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高鼻深目的西班牙人后裔,子矮皮肤黑的印加人后裔混居在一起,当然,这地方少不了华人。他们开餐馆,在chinese restaurant的标识前,总要写上大大的单词“Chifa”,在秘鲁,“Chifa”就代表着这是一家中餐馆。“Chifa”,看起来像是“吃饭”的发音。
一家“Chifa”已经倒闭,只是招牌还在,招牌上的合成照片:马丘比丘遗址前站了一个中国厨师,手持两个平底锅做出白鹤亮翅状。我问了一家“Chifa”的女士,她从广东来,有着广东人典型的高额头和颧骨。可能是入乡随俗,酱油炒饭里的盐和味精都放过了火。而另一家在旅店推荐饭店名单上的中餐馆,菜牌上都是广东菜,吃起来稍有改良。而从服务生到前台,全是混血,前台小伙又有点亚洲人的相貌,只是他们都只能说西班牙语。
旅店门前的广场,周末会有集市,有售卖手工艺品的,有玩套圈游戏的,有传教的。大市场前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居中是一个女孩,看起来又像是有中国血统的混血,耳朵下面吊着十字架坠饰。她穿黑色对襟长褂和长绸裤,滚红边,白袜黑布鞋,犹如电影里的民国侠女。她身边放了音响,手持话筒,用极快的西班牙语讲着笑话,老乡们被逗得前仰后合。她又从人群里叫出一个憨厚的孩子,从她的货包里拿出货品——这场景太熟悉了,小时候赶庙会时,那些卖大力丸和狗皮膏药的人全这么表演。
那天的晚餐,我们打算去集市上的小吃摊解决,我居然看到两个秘鲁大姐在售卖鸡汤面,没错,一口大锅煮着整鸡,扔进去最便宜常见的意大利细面条煮熟,连汤带面呈上一晚,合人民币不到3块钱。如果再撒上小葱,那味道,就和在中国吃的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又去了首都利马,接机的出租车司机用仅有的英语词汇问我们从哪里来。
“China,”他兴奋地叫起来,回过头,指着自己的脸,“Me,china。”
我这才注意到,他个子很高,并不像印第安血统的人那么矮,有一头黑色直发,脸是国字型,浓眉大目,但眼窝并不像西班牙裔那样深陷。
“你叫什么名字?”
“Chung。”
我猜他应该姓“钟”,一个来自两广地区的姓氏。钟司机也应该是一个中国人和秘鲁人的后裔。在我旅馆旁边的一个“Chifa”,我们吃到了好吃的豉汁蒸排骨,店内有许多当地人,收银台后站得是一位白发老太太,完全中国人模样,鼻尖上架着眼镜,用西语和人交流。而她的儿媳妇,则是一位身穿旗袍、骨架高大的西裔女子。这又是一个混合家庭。
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很多城市,即便在一些小镇里,都会有中国人在那里工作和居住,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落地生根,以我游客的视野去看,除开和中国地理接近文化接近的东南亚,中国移民和当地人通婚生子并不太多见。
历史会把我看到这一张张带着中国痕迹的秘鲁人的脸描画的更清晰。
1821年,秘鲁宣布独立,此前,他们被西班牙统治3个世纪。刚独立的秘鲁百废待兴,尤缺人力。欧洲移民要求太高,于是把目光投向了中国。1849年11月17日通过《移民法》,规定引入移民促进本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这项法案以华人为主,又称《华人法》 。
1849年10月,即鸦片战争发生后的第九年,也是清朝道光二十九年,第一批“契约华工”,共75人乘丹麦船“费德里科·吉耶尔莫号”,经过120天航行,抵达秘鲁卡亚俄港。接下来的25年间,大约有10万名华人漂到秘鲁(这些华工都来自广东等沿海地带)。这些早期华工主要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尤以挖鸟粪为甚,这项工作不光本地人不做,连非洲贩运过来的黑人也不做。很多华工命丧当场。还有部分华工则参与修建铁路。一部分华工从事农业,并未秘鲁带来了优良谷种和水稻种植技术,直接改变了秘鲁人的饮食结构和习惯。有资料记载,在1849年之后的25年当中,总共只有150名中国妇女来到秘鲁,大多数华工,便和当地印第安女子或黑人妇女组成家庭。一代代相传,再互相通婚。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过各种方法走出国门抵达秘鲁的华人,又形成了新力量。目前在秘鲁的华侨华人,加上有华人血统的秘鲁人,总数已达250万,占秘鲁总人口的10%。
在拉美国家,华人地位有差别,像秘鲁和巴拿马,华人已能参政议政,特别是秘鲁,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政府部长、国会议员都出现过华人面孔。另外,包括医生、律师等各种专业人士,都有华人;巴西虽有中国富翁,但难以进入政界。而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华人还只是从事超市和餐饮等行业,很难融入当地人的社会。
如此,中国一度是秘鲁人最喜欢的国家。所谓要征服一个人,先要征服他的胃。华人带来的饮食风格,再和当地风格融合,让“秘鲁菜”也扬名南美。“Chifa”——应该是广东话里的“食饭”——虽然是中国人带来的,但它已属于秘鲁饮食的一部分,就像这些有着华人血统的人,属于秘鲁人一样。
我们专门去了一趟唐人街,卡洛斯领事最喜欢的地方。周末,附近的公司和店铺,都已经歇业。只有方圆有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唐人街人山人海,“汤继城”外面排着长队,“聚福楼”像是一家新馆子;小饭店的橱窗里挂着烧腊;杂货店里有各种中国调料;石头路面上绘着十二生肖,路面上满是食客、行人和小贩。
我们又走到了老城区的中心广场,总统府,刚好赶上隆重的换岗仪式。本在人群外围观的我们,被好心的警察给送到了观礼台前排。骑在马背上的军乐团有着精彩的演出。2009年,秘鲁官方在这里举办了纪念华恩抵达秘鲁160周年的活动,从总统府顶上悬下一条大红色的条幅,用中文写着“秘鲁的发展充满了华人华侨的付出。”
在我离开之前的那个晚上。我住的旅店举办了一次乒乓球比赛,冠军将赢得酒吧的酒水。我抱着必胜的信心报名。“中国人来啦”,我和女友顺利会师半决赛,然后淘汰掉她,实际上我想让球,但她说对面的来自旅店的工作人员,那个叫多米尼克的姑娘很强。
多尼尼克确实很强,她每天都在旅店里打球。而我球技太烂,又常年不打。所以,第一局我输了。当我在第二局开球前脱下外套时,旅店的客人们开始吹口哨和发出笑声,我的体力发挥了作用,剩下两局都是在最后时刻取胜,我赢了。我们在酒吧里喝着免费的酒,我对多米尼克说:“这是我赢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回过头,我对女友后怕地说:“幸好没有给中国丢脸啊。”
图/文by杨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