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一方面大城市人满为患，一方面农村妻离子散。将城市人满为患归因于人口过多，以控制人口的思维来解决矛盾是错误的。探针近日向《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约稿，谈城市与人口。

1、感性的偏差

五一、十一节假日，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继续计划生育，如果人口从13亿减少到7亿，就更为理想。其实这是因为中国节假日安排不合理，旅游景点的建设还过于集中。并且诚如孔子所说：“尽美矣，未尽善也”。牛能健康地从100公斤长到400公斤，但大象从5吨降低到1吨肯定会死亡。

2010年中国总人口13.4亿（7.5个20-64岁劳动力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27岁及以下的人口有5亿，37岁以下的人口有7亿。即便2010年之后一个孩子都不生，也要在2055年后人口才会降低到7亿（只有0.7个劳动力对应1个老人），到2059年才会降到6.4亿（没有49岁以下育龄妇女，几十年后民族灭绝！）。

即便是中国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如台湾、韩国那样不痛不痒地鼓励生育，2050年中国人口还有11.6亿，但是结构却已经完全不同了，1.67个劳动力对应1个老人，中位年龄56岁（也就是说一半的人是56岁以上）；中国人口到2080年才能降低到7亿，1个劳动力对应1个老人，中位年龄高达62岁，社会毫无活力。

中国需要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为2.3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相对于上一代人不增加也不减少）。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1.18，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只有1.04、1.26、1.24，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但是很多人认为1.2左右的生育率不可信，因为农村超生还很普遍。其实是“既将农民不当人，又将农民当（生育）超人”。人们的感性和理性存在巨大的偏差。

比如一个人群共100个孩子，有21个来自三孩家庭，32个来自两孩家庭，47个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很多人会觉得生育率很高，因为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不到一半。但是计算一下，会发现这100个孩子是70个妇女生的（7个生三孩，16个生两孩，47个生一孩），外加10个不生育的妇女（目前有1/8的家庭不孕不育），共80个妇女，平均每人只生了1.25个孩子（生育率）。

而如果生育率要达到2.3的更替水平，那么80个妇女需要生184个孩子：10个来自1孩家庭（10个妇女），38个来自2孩家庭（19个妇女），90个来自3孩家庭（30个妇女），36个来自4孩家庭（9个妇女），10个来自5孩家庭（2个妇女），10个妇女没有生育。也就是说，当人们感觉大多数人有三个以上孩子时，生育率才勉强达到更替水平。美国有很多生育十多个孩子的家庭（比如阿肯色州前众议员杰姆.达格尔夫妇1984年结婚后生了19个孩子），但是近年全国生育率只有1.9。

2、中国城市确实是人满为患

中国城市建成区全部是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进行规划的，比如，国务院批准2020年主城区人口/城建用地（万人/平方公里）：长沙629/629，南昌280/265，重庆700/561，郑州450/400，襄阳170/153，衡阳130/120，珠海105/105，新乡155/140。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5%，7亿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区面积只有6万多平方公里（1亿亩），只占0.7%国土面积，5%耕地面积。一半以上的人口挤在如此狭小的地区，当然交通拥挤，环境污染，高房价，生活压力大。

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密度更高，比如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天津老城区是每平方公里超过2.4万人，上海虹口区、黄浦区以及广州越秀区每平方公里差不多3.5万人。

这种“人满为患”现象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也出现过。1901年伦敦人口651万，75%集中在内城，内城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5万人，其中伊斯灵顿等几个区接近3万人。伦敦长期被工业烟雾所笼罩。1901年后伦敦人口开始向周边疏散。2011年伦敦总人口817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5126人，其中外城3901人，内城也不到1万人，密度最高的伊斯灵顿区也只有1.387万人。由于人口的合理再分布，以及清洁燃料的使用与对排放物的严格控制，今天，伦敦的空气比1585年时还要洁净。

德国柏林也是如此。1910年总人口207万人，主要集中在内城，内城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12万人，其中克罗伊茨贝格区高达4.06万人。1910年后人口往周边疏散。2010年总人口346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3750人，其中内城1.04万人，克罗伊茨贝格区也只有1.40万人。

1960年日本东京都总人口968万人，831万人集中在东京湾的23个区，其中台东区、墨田区每平方公里分别为3.16万、2.41万人。1960年后东京将人口往西部26个市疏散。2011年东京都总人口增加到1319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6025人，其中市部5273人，区部1.44万人，台东区、墨田区分别为1.76万、1.80万人。

美国人口也曾集中在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大城市的中心区。但是后面人口不断向周边以及其他城市疏散。比如纽约市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40年的5.64%下降到2010年的2.65%，芝加哥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30年的2.74%下降到2010年的0.87%。现在美国城市分为中心城区、建成区、都会区，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都只有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都会区低于1千人。人口最密的纽约，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0万人（低于中国的县城），建成区也只有2.05千人。美国平均房价（独栋别墅）只是家庭年收入的3.3倍（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也只有4.9倍）；而中国省会房价（非独栋）普遍在收入的10倍以上。美国平均通勤时间（从家里到工作地时间）只有25.5分钟（第二大城市洛杉矶也只有29分钟）；而中国省会普遍超过40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

中国将所有的资源（经济、交通、教育、文化等）都向大城市倾斜，导致年轻人口过度涌入大城市。比如，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990年的1086万增加到2014年的2152万。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1962万，其中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15岁以下儿童、59岁以上老人分别占全国的1.93%、0.76%、1.39%；外来人口704万，其中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15岁以下儿童、59岁以上老人分别占全国1.00%、0.22%、0.13%。中国所有省会城市都是类似北京这样高比例的骨肉分离，这在人类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日本城市化过程的骨肉分离现象比欧美严重，比如东京骨肉分离现象最严重的1960年，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15岁以下儿童、59岁以上老人占全国12.8%、7.9%、7.3%，骨肉分离现象远没有中国这么严重。

中国一方面大城市人满为患，一方面农村妻离子散。农村（尤其是中西部）留守老人“老无所依、所养”，很多在孤贫中自杀；留守儿童“幼无所靠、所教”，很多成为问题少年，自杀率也偏高（2015年贵州毕节市4名儿童疑似在家中喝农药集体自杀）。国家现在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提出京津冀一体化，为北京减肥；并开始将铁路建设重点转向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引导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3、错误的人口理念导致城市人满为患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限制城市土地供应，共同的理由是认为耕地不够。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首先，中国的耕地长期被低估。1980年认为中国只有14亿亩耕地；但是2000年公布的卫星遥测结果显示有19.5亿亩耕地；2013年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有20.3亿亩耕地。此外，中科院发现中国还有数亿亩后备耕地。

其次，中国的亩产还有增产的潜力。中国谷物亩产由1949年的69公斤增加到1978年的186公斤、2013年的396公斤。如果今后亩产能够达到现在美国、法国、德国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产20%；如果亩产能够达到现在荷兰和比利时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产50%。

再次，中国的农业资源潜力很大。中国有20亿亩沙漠、60亿亩草原，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灌、改造土壤、改良草种，将成为新粮仓；比如陕北毛乌素沙漠正成为陕西的第二大粮仓。中国秸秆每年7亿吨，如用1亿吨通过微生物发酵，可得相当于400亿公斤的饲料粮，是我国每年饲料用粮的50％。中国大陆近海仅200米等深线内可开发利用的就至少有22亿亩（相当于11亿亩陆地良田）。

中国过去是“没吃的愁”，今后是“吃的多了更愁”，由于膳食中所含热量和脂肪不断增加（已经超过日本了），肥胖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将提高，将陷入了“低廉的粮食”和“高昂的医疗费”之间的矛盾之中。

中国目前抛荒、半抛荒的耕地已经是城市总面积的数倍了，还以快速增加。为什么还要严格限制城市土地供应？如果将抛荒耕地置换为城市用地，那么中国完全可以如美国那样的人口密度布局城市。

退一步说，即便真的要保护18亿亩耕地，那么现在的20.3亿亩耕地中还有2.3亿亩（15万平方公里）可用于城市建设，加上现有的7万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共22万平方公里。而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今后峰值人口也难以达到14亿；以72%的城市化率计算，城市人口为10亿人。这10亿人口分布在2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人口密度为4500人/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芝加哥、费城、迈阿密中心区的人口密度，接近伦敦全市的人口密度，那么交通和环境明显改善，房价将大幅下降。

可见，中国的土地可以让国人生得起孩子、吃得好，也住得好、住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