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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台北。
68岁的蒋经国面色沉郁，读着一份机密函件。
这份密函，是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写给蒋经国的一封信，最近刚由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在发现台北正努力研发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激光铀浓缩技术后，万斯在信中明白无误地向蒋经国发出信号：卡特总统不容许台北再搞这种“灰色地带”。
当时，美国要与大陆建交，而国民党政权与美国的所谓“外交关系”只剩下最后3个月时间，蒋经国本人也正遭受糖尿病折磨。下一步该怎么走？蒋经国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台湾搞核武器可以追溯到1956年。这一年，美军一架B—52轰炸机在太平洋试验场投下第一颗机载氢弹，北京成立了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而跟着蒋介石到台湾的“清华大学”在新竹复校，并成立了原子科学研究所，搞了第一个实验性的核反应堆。台湾的许多核专家就出自这个研究所。
蒋介石对核武器一直很有兴趣。抗战胜利后，美国特使魏德迈曾表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蒋介石听了很高兴，当即拨出一笔款子，让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等人负责此事。后来，国民政府派吴大猷等3位教授带着学生赴美学习。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曾在1950年与美国私下协商，建议美国用战术核武器对付解放军。美国人没搭理他。蒋介石意识到，美国的支持是有底线的。但他一直不相信大陆能搞出核武器，直到1964年10月大陆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才真正着急起来。
当时，台北有个说法，大陆“只要3颗原子弹就能摧毁高雄、基隆和台北”。蒋介石在与美国官员见面时说，很担心大陆会用原子弹消灭台湾。时任美国国务卿鲁斯克也曾接到相关机构发来的密电，说蒋介石有意对大陆核设施进行破坏，希望得到美国支持。但美方拒绝了。
蒋介石于是决心自己搞核武器。
起初，他将目光投向被誉为“核弹之父”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伯格曼。台湾两位科学家曾经与以色列核科学家会面，还参观了以色列的核反应堆。这两个人是台湾核能研究所所长郑振华和他的副手，他们是在赴欧洲参加会议后“顺道”经停以色列的，并由伯格曼陪同参观核反应炉。
事实上，蒋介石这时已经有了一个“新竹计划”：他打算从西德购买一个重水反应堆、一家重水生产厂和一家重水分离厂。
1966年3月，美国驻西德大使馆情报官员报告说，有西德官员透露，台湾正在和西门子公司接洽购买多用途研究反应堆，价格可能是5000万美元。这位官员希望知道美方的态度，免得项目谈成后美方又反对。4月，美国使馆的密电又透露，虽然西德科技部被利润吸引希望成交，但除非台北保证不将其用于军事目的，否则不会批准交易。台北还必须和美国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协议，保证用于和平目的。
与此同时，美驻台机构也向国务院发送密电称，台军事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正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继续研发核武器和运载系统。
负责这一任务的防务机构负责人唐君铂向蒋介石进言，认为台湾搞核武器条件不够，招徕人才、获得核原料都有难度。蒋介石的科学顾问吴大猷也认为，直接搞核武器太昂贵，还会引起与美国的冲突。吴大猷建议，可以将核计划交给民间的原子能委员会管理，这样可以从美国购买核原料后再另谋发展。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他看了台湾“清华大学”的核反应堆，觉得太小，要求从加拿大再订购一个“用于研究”的核反应堆。这个反应堆1972年试运行，首次达到临界点。
就在蒋介石“核梦想”日趋膨胀之时，尼克松刚刚完成了首次访华。美国已经决心改善对华关系，当然不允许台北搞核武器节外生枝。尼克松甚至一度威胁要派人去台湾拆除核设施，蒋介石也被逼承诺不再从事核武器研发。
当时，美方经常有意接触中山科学研究院赴美进修人员，以美国绿卡、经济资助等为诱饵，诱惑他们提供情报。美方情报人员也不断触摸台湾的核底牌。
1973年，台湾派人到美国游说，希望建立核原料的再加工设施。这是核武器研发的关键，美国断然拒绝。美方还在当年的一份秘密报告中称，台湾一旦拥有了在加工设施，买到的加拿大核反应堆也开足马力，他们将在一年内生产出制造一枚试验用原子弹所需的原料。报告建议美国派专家查看台湾核设施。
1974年，中情局在一份报告中总结到：“台北在发展其核计划时，脑中显然有一个核武器的选项。”美方得出结论：台北在四五年内就有可能造出核武器。可仅仅一年后，蒋介石去世。至死，他也没能看到自制的原子弹。
蒋经国接班后，美国总统先后换上了福特和卡特。两人分属共和党和民主党，但在核武问题上态度一样严厉。华盛顿方面曾多次和台北秘密交涉核问题，甚至直接找到蒋经国。蒋经国也曾抱怨“华盛顿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
1976年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发现，台北的500多克钚不翼而飞。再加上其钚燃料化学试验室也能生产钚，美国于是怀疑，台湾正在发展核原料再加工技术。
在收到美国方面提出的抗议后，台北保证，“绝不参与任何涉及再加工的活动”。但这个保证只是“空头支票”。根据解密电文显示，一年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检查中发现，台北仍试图违规把研究用反应堆的核废料拿到外面使用。
卡特于1977年1月上台。他在反核扩散方面的立场比福特更严，并已决心与中国建交，因此格外关心蒋经国的态度。美国国务卿万斯曾在提交给卡特的备忘录中称，短期内，台湾宣布独立的可能性不大，但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中美关系正常化可能会让台湾感到被抛弃，刺激其往独立的路上走。美方也担心，台北是否会在这种局势下，继续秘密进行核武器研发。
1978年，蒋经国会见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当时，蒋经国对外夸耀台湾“虽然并不打算制造核武器”，却“已经拥有核武能力”。美方听说后，立刻找到台北一名高官要求澄清此事。几天后，这名高官说，他已经和蒋经国谈过，蒋经国同意不再谈论“核武器能力”。
根据美方记录，当年9月，蒋经国约见美方官员，一再强调台北当局不制造核武器的政策，是蒋介石定下的，也得到了国民党党代会决议的确认。他还解释了台北“不搞核武器”的两个理由：一方面，这种武器“不能用来对付中国人”，其二，他理解美国反对核扩散的强烈立场，而他的政府希望和美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他向美方官员表示，可以由台北出钱，请美国专家检查台北的核设施，“任何地方都可以去”。
经过这番表态，美国重新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与台湾展开合作。但他们始终怀疑蒋经国的保证有多少真实性。
1978年秋，美国专家发现有台湾科学家在研发激光铀浓缩技术，这是可用于核武器的。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万斯给蒋经国的那封信。
万斯希望蒋经国能注意相关研究的性质与内容，以及“所产生的不确定性”。这一次，蒋经国似乎有些恼了，他告诉美国人，应该相信他说话算数。不过，他还是再度保证，台湾“没有在核原料浓缩、再加工、重水制造等敏感领域进行研究”。
蒋经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姿态，显然让美国人放松了神经。但事实上，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台湾偷偷进行着核武研发。从1979年至1980年，台湾先后建起磷酸提铀先导工厂、压水式反应器燃料束先导工厂、磷酸提铀工厂、氧化铀提纯转化实验工厂、动力用反应器燃料先导厂、伽马射线照射厂等，并在1985年制成了氧化铀及燃料丸。台湾前行政机构负责人郝柏村曾在其1986年的日记中记载，台湾在短期内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到1987年，台湾离制造出原子弹大约只有一两年时间。
然而，1988年1月，一个突发事件最终让台湾的核武计划画上句号，蒋经国也随之走向生命终点。当时，“中山科学研究院核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上校突然失踪，不久后逃到美国，将台湾研制核武器的资料和盘托出。蒋经国获悉此事，当日下午就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
面对里根政府兴师问罪，继任的李登辉同样作出不搞核武器的承诺，但里根可没那么好糊弄。他派专家到台湾拆了相关设备，把重水核反应堆改成只能用于试验的轻水核反应堆，带走了大批重要资料，还规定，以后每年要进行多次检查多次。至此，台湾的核武计划曲终人散。
作者：《环球人物》特约记者 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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