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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需要珍惜，但旧中国是对生命的最大践踏者。中国革命付出的全部牺牲，恰是为了更多中国人得到生的权利和尊严。军人在这时的牺牲应该无条件付出，没有理由追问。”这是戴旭上校在他《中国人不能丢了牺牲精神》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对此，我不敢全然苟同。
军人并不是没有自身想法和意志的人，要军人牺牲，必须要得到军人本身的认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军队输给了解放军。
在20世纪，世界公认的“对生命的最大践踏者”是法西斯，对中国人民来说，最直接的“对生命的最大践踏者”是日本帝国主义。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本身的主要死伤是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有很多人作战都非常顽强，富有牺牲精神。比如太原会战期间，朱德曾赞叹国民党军队虽然战场失利，但没有出现投降日军的情况。虽然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士兵是“拉壮丁”拉来的，但他们打起日军来却十分英勇。
这与国民党军队打共产党时的情况完全两样。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牺牲精神就与抗战期间有了很大不同，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是在为蒋介石集团卖命。中共则不同，比如红军时期，很多红军战士并不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名词，但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教育，他们也认识到是为了自己作战。
也就是说，中共比国民党更清楚，并不是一个人穿了军装，应该接受军人服从命令的原则，就等于他必须要做到“在这时的牺牲应该无条件付出”。正因为军人并不是“应该无条件付出”牺牲的，所以，从红军时期开始，解放军就建立起了军事民主制度，不仅让每一个官兵要了解作战与他本身的政治利益的关系，而且要让每一个官兵了解具体战术和战斗的意义。延安时，中央军委一些军事文件加了“秘密”的要求，结果被朱德批评，朱德要求拿掉“秘密”，指示要尽量让八路军官兵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原因正在于此。
戴旭上校在文章中批评《集结号》中谷子地“愤怒质问已经躺在墓碑下的老上级：你们怕被咬死，那我们呢？九连呢？谷子地锲而不舍为弟兄们讨名分的做法让人感动，但这番充满个人意气的质问虽然充满人性，却让真正的军人无法接受，而且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质问。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让你去打阻击就打阻击，不让你撤退就不能撤退，军令如山，何来怨气？”但是，文章中举的一些反驳性例子又都是出自一些影视作品。
其实，按照解放军的军事民主制度，谷子地是应该要有怨气的，上级布置作战任务时违背了这一制度，没有说明进行战斗的目的和意义。像谷子地那样的解放军战士之所以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为谁打仗。只要上级向他们讲明了战斗的要求，他们就必然会像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战斗中去。
真正的军人并不怕牺牲，但当战争的意志与他个人的意志相冲突时，他便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或态度。为什么军人打这个仗时不怕牺牲，打那个仗时怕牺牲？正在于军人付出牺牲并不是无条件的。所以，一般来说，正义的战争更能够得到军人支持，军人更愿意作出牺牲，因而正义的战争更能够获得胜利。(作者是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