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沦为要挟中国的棋子一言难尽海外流亡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在西方扶持的反对祖国的流亡者中，达赖喇嘛可能是“最成功也最知名”的一个———他从西方得到了“和平使者”等一堆“虚名”，其中最响当当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然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达赖正离他的终极目标越来越远，因为他对这个时代的大局出现了致命的误判，昔日扶持他的“主子”们正纷纷与中国发展关系，而达赖只能被当作他们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工具。西方对达赖“政治工具”的角色定位很坚决，吹捧他的人几乎压根就不知道藏传佛教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是老奸巨猾的西方政客。事实上，达赖流亡50年的命运只能随着世界形势和西方的需要起起伏伏，这不能不说是达赖的悲哀。现在，不少西方人一边利用达赖，一边对他产生了怨恨，因为与达赖搅在一起，使他们一再得罪对他们利益攸关的中国，而达赖更可能是一场空，不仅其政治目标毫无希望可言，就连他想回西藏看看的个人愿望最终恐怕也会落空。海外影响几经起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始于毛泽东的新中国，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西藏属于中国已有数个世纪，就连仇视中共的历史学家们的著述都从未否认这一事实。”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乌尔比诺大学教授罗苏尔多，在最近发表的有关西藏的长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然而，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一直想把西藏作为“遏制和分化共产主义中国”的突破口。1959年3月１０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手策划下，达赖集团在拉萨公开发动武装叛乱。３月１７日夜，达赖喇嘛出逃。２６日抵达山南重镇隆子宗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便代表达赖宣布：“西藏独立了。”为了把达赖集团当作反华工具，当时印度政府积极为其筹划经费、设立安置机构，并为其提供首脑级别的“Z+”级安全保卫。达赖逃亡后抵印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向达赖发出慰问电报，表示愿意提供帮助；1959年4月24日，尼赫鲁又专门前往达赖住地，与其长谈。尼赫鲁政府还将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的山城达兰萨拉提供给达赖作居住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默许达赖集团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能被认可”。上世纪60年代，达赖在流亡初期似乎很“风光”，西方和印度等对其大力支持。“流亡政府”最早、最大的外援就来自“印度中央救济委员会”和“美国西藏难民紧急委员会”，捐助数额曾被达赖称为“不计其数”。这些使达赖燃起了“用武力重返西藏”的梦想。1960年，达赖集团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军事袭扰活动。但好景不长，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改善，印度、尼泊尔也调整了对达赖集团的政策。此时，达赖在西方的利用价值降低，从“西方宠儿”变成了“冷战孤儿”，处境孤立。1972年，印度外长明确表示，“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问题应由中国人决定”。1973年，印度禁止流亡藏人在“3·10”叛乱纪念日举行纪念会，并禁止藏人在中国驻印使馆门前示威游行，甚至不让达赖发表讲话。1974年，达赖集团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在尼泊尔被歼灭。与此同时，不丹政府逮捕了达赖喇嘛派去的骨干分子，限定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达赖基本上在达兰萨拉密谋策划“藏独事业”，很少在国际舞台上露面。但随着苏联、东欧剧变，西方国家加紧遏制中国，达赖再次沦为西方反华的工具。达赖也借机四处窜访，力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1990年9月，达赖曾对荷兰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希望，给西藏独立以新的勇气和力量。”靠西方施压得到和平奖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欧堪称是达赖成名的“福地”。正是1989年达赖在挪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才使他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国际名人，这个奖项也成为他身上最显赫的光环而被四处炫耀。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50年前，刚走出西藏的达赖其实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懵懵懂懂的，那段时期达赖的“外事”活动主要由美国人在背后操纵和安排。鲍威尔说，上世纪60年代初，几名瑞典人在一家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策划下抵达印度。在那里，他们首次见到了达赖，听到了他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返回瑞典后，那几个瑞典人便成立了西方最早的“援藏”组织之一“瑞典西藏委员会”。鲍威尔说，其实细心人可以发现，那几名瑞典人之所以轻易地受到了达赖的蛊惑，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社会有着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这样特殊的意识形态大背景。实际上，“瑞典西藏委员会”的几名创始人至今都没有到过中国，多年来，他们只是在听达赖的一面之词而已。鲍威尔说，1989年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实有很多幕后操作。曾有报道称，当初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并不想把和平奖授予达赖，因为达赖那时常把“西藏独立”挂在嘴边，而向一个“分离主义分子”授予和平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很不好的示范效应。然而，美欧一些国家却动用各种手段，包括向挪威政府施压，甚至把电话打到评委家中，要求一定要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和平奖得主，达赖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选的。凭着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和西方的“包装”，达赖频频利用去世界各地窜访的机会，作出一副只关心宗教与和平的姿态，被一些国家不明真相的民众视为“和平使者”、“人权卫士”。但达赖不时也会透露其真实想法。１９８３年３月，达赖在达兰萨拉说：“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他的农奴制度，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2000年11月，达赖在所谓“西藏政教合一”研讨会上声称：“政教合一含义广泛，如能照此实施，未来的西藏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社会。”达赖还称，“西方如美国也是事实上的政教合一”。不过，西方人可能并不认同这样的政教合一。1905年随入侵西藏的英军进藏的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曾在面对象征旧西藏政教合一权威的布达拉宫时说：“这座居住着佛教领袖、菩萨化身的宫殿，比起欧洲血债最多的中世纪城堡来，它目睹的杀人场面和怂恿人犯罪的情景更多。”</section></article>

在西方扶持的反对祖国的流亡者中，达赖喇嘛可能是“最成功也最知名”的一个———他从西方得到了“和平使者”等一堆“虚名”，其中最响当当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然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达赖正离他的终极目标越来越远，因为他对这个时代的大局出现了致命的误判，昔日扶持他的“主子”们正纷纷与中国发展关系，而达赖只能被当作他们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工具。西方对达赖“政治工具”的角色定位很坚决，吹捧他的人几乎压根就不知道藏传佛教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是老奸巨猾的西方政客。事实上，达赖流亡50年的命运只能随着世界形势和西方的需要起起伏伏，这不能不说是达赖的悲哀。现在，不少西方人一边利用达赖，一边对他产生了怨恨，因为与达赖搅在一起，使他们一再得罪对他们利益攸关的中国，而达赖更可能是一场空，不仅其政治目标毫无希望可言，就连他想回西藏看看的个人愿望最终恐怕也会落空。

海外影响几经起伏

“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始于毛泽东的新中国，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西藏属于中国已有数个世纪，就连仇视中共的历史学家们的著述都从未否认这一事实。”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乌尔比诺大学教授罗苏尔多，在最近发表的有关西藏的长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然而，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一直想把西藏作为“遏制和分化共产主义中国”的突破口。1959年3月１０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手策划下，达赖集团在拉萨公开发动武装叛乱。３月１７日夜，达赖喇嘛出逃。２６日抵达山南重镇隆子宗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便代表达赖宣布：“西藏独立了。”

为了把达赖集团当作反华工具，当时印度政府积极为其筹划经费、设立安置机构，并为其提供首脑级别的“Z+”级安全保卫。达赖逃亡后抵印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向达赖发出慰问电报，表示愿意提供帮助；1959年4月24日，尼赫鲁又专门前往达赖住地，与其长谈。尼赫鲁政府还将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的山城达兰萨拉提供给达赖作居住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默许达赖集团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能被认可”。

上世纪60年代，达赖在流亡初期似乎很“风光”，西方和印度等对其大力支持。“流亡政府”最早、最大的外援就来自“印度中央救济委员会”和“美国西藏难民紧急委员会”，捐助数额曾被达赖称为“不计其数”。这些使达赖燃起了“用武力重返西藏”的梦想。1960年，达赖集团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军事袭扰活动。但好景不长，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改善，印度、尼泊尔也调整了对达赖集团的政策。此时，达赖在西方的利用价值降低，从“西方宠儿”变成了“冷战孤儿”，处境孤立。1972年，印度外长明确表示，“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问题应由中国人决定”。1973年，印度禁止流亡藏人在“3·10”叛乱纪念日举行纪念会，并禁止藏人在中国驻印使馆门前示威游行，甚至不让达赖发表讲话。1974年，达赖集团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在尼泊尔被歼灭。与此同时，不丹政府逮捕了达赖喇嘛派去的骨干分子，限定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

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达赖基本上在达兰萨拉密谋策划“藏独事业”，很少在国际舞台上露面。但随着苏联、东欧剧变，西方国家加紧遏制中国，达赖再次沦为西方反华的工具。达赖也借机四处窜访，力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1990年9月，达赖曾对荷兰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希望，给西藏独立以新的勇气和力量。”

靠西方施压得到和平奖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欧堪称是达赖成名的“福地”。正是1989年达赖在挪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才使他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国际名人，这个奖项也成为他身上最显赫的光环而被四处炫耀。

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50年前，刚走出西藏的达赖其实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懵懵懂懂的，那段时期达赖的“外事”活动主要由美国人在背后操纵和安排。鲍威尔说，上世纪60年代初，几名瑞典人在一家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策划下抵达印度。在那里，他们首次见到了达赖，听到了他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返回瑞典后，那几个瑞典人便成立了西方最早的“援藏”组织之一“瑞典西藏委员会”。鲍威尔说，其实细心人可以发现，那几名瑞典人之所以轻易地受到了达赖的蛊惑，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社会有着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这样特殊的意识形态大背景。实际上，“瑞典西藏委员会”的几名创始人至今都没有到过中国，多年来，他们只是在听达赖的一面之词而已。

鲍威尔说，1989年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实有很多幕后操作。曾有报道称，当初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并不想把和平奖授予达赖，因为达赖那时常把“西藏独立”挂在嘴边，而向一个“分离主义分子”授予和平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很不好的示范效应。然而，美欧一些国家却动用各种手段，包括向挪威政府施压，甚至把电话打到评委家中，要求一定要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和平奖得主，达赖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选的。

凭着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和西方的“包装”，达赖频频利用去世界各地窜访的机会，作出一副只关心宗教与和平的姿态，被一些国家不明真相的民众视为“和平使者”、“人权卫士”。但达赖不时也会透露其真实想法。１９８３年３月，达赖在达兰萨拉说：“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他的农奴制度，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2000年11月，达赖在所谓“西藏政教合一”研讨会上声称：“政教合一含义广泛，如能照此实施，未来的西藏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社会。”达赖还称，“西方如美国也是事实上的政教合一”。不过，西方人可能并不认同这样的政教合一。1905年随入侵西藏的英军进藏的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曾在面对象征旧西藏政教合一权威的布达拉宫时说：“这座居住着佛教领袖、菩萨化身的宫殿，比起欧洲血债最多的中世纪城堡来，它目睹的杀人场面和怂恿人犯罪的情景更多。”

海外影响几经起伏

靠西方施压得到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