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1894年12月4日，宋子文出生。
宋子文（英文：Tse-ven Soong，简称T. V. Soong，1894年－1971年4月26日），原籍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澍是美南监理会（今卫理公会）的牧师及富商，孙中山革命支持者。与大姐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二姐宋庆龄的丈夫孙中山，妹妹宋美龄的丈夫蒋介石关系都很密切。
早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后到美国留学，1915年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之后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曾于纽约花旗银行见习。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外长。宋子文长时期主理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财务，有人认为他是代表国民党贪污腐败的表征之一。宋子文自负傲慢，与孔祥熙相处不来，一般人都认为宋的财经观念优于孔，孔只是山西票号出身，对于现代财经没太大经纬，但孔的处世态度则较为圆滑，为蒋介石所喜。1944年孔祥熙取代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董事长。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
1949年中共建政后，宋子文经香港转到美国三籓市（旧金山）隐居。《亚洲华尔街日报》认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一九四三年时， 他的资产估计为七千万美元，曾投资美国通用汽车和杜邦公司。美国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气得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当年驻美大使胡适给他的评价是“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胡适的日记写道：“报纸登出宋子文代行政院长职务。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么得了！”。1971年4月24日于旧金山一个小型宴会上用餐时，因在食用鸡肉时因误吞鸡骨而被鲠死，终年77岁。
宋子文生前与张学良是好友，西安事变时，宋子文出面调解有功。张学良晚年评价宋子文说：“宋子文那人的能力并不高，他管财政并不好……宋子文是洋派的，他在财政上并不成功。……他原来是一个汇丰银行的小职员，他并不知道中国财政是怎么回事……他这个用人法子完全是外国式的，并不是咱们中国的，他没人缘，孔（孔祥熙）有人缘。”
根据宋子文去世后的遗产分割书，他名下的非固定资产为100万美元，不动产价值约400万美元。可想而知，指责宋子文贪污公帑成为巨富的说法更多是源于政治原因的诽谤。
“宋子文档案”披大量史料 全无“贪污”证据
今天下午，离开故土60后重返上海的宋子文长女宋琼颐女士在复旦大学宣布，包括照片、电文、信函等一系列珍贵历史资料在内的“宋子文档案”解密，公之于众。这是长期封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四大家族”秘密档案首次向外界发布，地点放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参与了主要的文献编制工作。据悉，今天公布的“宋子文档案”包括三本著作：《宋子文及他的时代》《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宋子文与战时中国》，有中英文对照，向全球发行，书中首次披露了大量史料，涉及诸多历史秘闻，为解读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宋子文与蒋介石、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被称为民国“四大家族”。他们亡故后，家人将其档案捐赠给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中有个人的日记、电文、往来书信等等。以前，“四大家族”的后人即便同意开放部分资料，也只有少数的学者可在胡佛研究所内阅读和手工摘录，不能复印、拍摄、输入电脑。此次“宋子文档案”的公开，使得这批封存已久的“机密”走出“密室”。
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教授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复旦大学目前正与胡佛研究所联合进行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宋子文档案”面世只是“四大家族”民国“绝密档案”的首批研究成果。今后，在其后人的允许下，希望能够陆续发布其他民国重要人物的档案，其中包括《蒋介石日记》等。
四次辞职，几乎都与财政有关
此次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有27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包括早年宋氏一家在日本的全家福、孙中山委派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的委任状等等，还有70多万字的电文内容。从这些史料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宋子文。
整个国民党政府的财务系统是宋子文一手建立起来的，他还是中国中央银行的创办人。宋子文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观念开放，务实开明，而国民党内部很多官员对经济运作非常陌生，这种矛盾冲突因此时有发生，为此他也多次与蒋介石闹翻，而且是国民党高层中极少数敢在蒋面前拍桌子的人。1928年—1933年，宋子文曾经先后四次辞职，几乎都与财政有关。
宋子文举着一串鱼，作垂钓丰收状。
蒋介石同许多国民党高官热衷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宋对此并不赞同，这也许是他为什么在1933年选择离开政治舞台的原因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就主张和美国联络，引进欧美的力量。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为中国带来很宝贵的国际援助，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再次辞职。
“宋子文档案”中提及“西藏问题”
1943年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一年，英国作为中国的盟国，为何突然干涉中国的西藏问题呢？吴景平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承认英国提出的所谓“迈克马洪线”。当时，英国的殖民大国地位开始动摇，他们迫切要求加强对印度的控制，而中国在西藏与印度有很长的边界线，英国希望增加在西藏的影响力，保证殖民地的安全。但英国的这一做法，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吴景平还透露，“宋子文档案”中还有一个地方谈及了“西藏问题”：在滇缅公路被日军占领后，中国抗战的运输大动脉出现了问题，中方曾向同盟国提出要求，修建一条由四川经西藏，再由西藏到印度的公路，重建“生命线”，然而，一些国家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没有采纳中方的建议，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方的抗战物资只能依赖“驼峰”空中运输。吴景平分析认为，认为，65年前这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证明，中国拥有西藏主权，不容质疑。
1930年，宋子文与张乐怡在上海轮船码头。（以上为复旦大学供图）
“四大家族”档案解密有何意义？
“四大家族”秘密档案解密，有何现实意义？吴景平认为，从史学的角度看，这些资料的公开，可以修正以往文献的错误，有助于更深入、准确地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从而对历史人物作出更客观的评价。从另一方面看，这些资料记载了我们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很多问题，获取很多重要信息和经验教训。
事实证明，那个时代发生的许多事件，与现在仍然产生着联系，发生着作用。比如说，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等，深入研究秘密档案，既是回顾历史，又将对我国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吴景平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四大家族’的秘密档案，不应仅仅属于胡佛研究所，也不仅仅属于他们的后人，而属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
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和宋子文照片
目前胡佛研究院已把这些电报译成英文，对西方了解战时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当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1950 年，宋子文辞去（台湾）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宋曹琍璇在其档案中发现了如下记录，“外界于我之毁谤，毫不在乎；为国家民族之责任，淡然处之”，这令她非常感动：“从前人家怎样讲他，我完全没有能力分辨，但是现在看了他完整的档案，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国家使命感的人，不但忠于国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干净。他没有不能交代的事情。”
“宋子文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南方周末：《宋家王朝》披露，宋子文的资产多达数亿美元，他的档案中对此有没有记录或特别说明？
吴景平：宋子文档案对此有非常清楚的统计与记载。宋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下的资产是多少，包括哪一项债券值多少钱等等；他的妻子张乐怡则分开记录。我印象中，他去世时档案中的记载其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包括房产，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宋子文档案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的市价波动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涨跌的具体数字，这些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巨富。另外，他在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期间，公务费实际上很有限，比如他在美国成立的国防供应公司要租房，雇佣不少外国员工，政府提供的经费远远不够日常开支。怎么办？档案显示，宋要求中国银行在他的个人账户内拨出这笔款，以维持国防供应公司的运作。另外，他的档案中保留着一封财政部给宋的公函，说你现在的级别是外交部长（1941年末宋任外交部长），给你的工资及驻外津贴都要补差，数额是多少多少。宋回信说，据他了解，这种补差是不符合规定的，特让下属予以退还并请查收。这些档案资料不仅来自宋本人，还有交办人的记录，比如他的秘书。
总之，宋的档案相对保存得比较完整，与诸多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文件都有原件或复件保留，价值比较高。
南方周末：对宋子文恶评最多的就是包括他在内的四大家族贪污腐败，间接导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
吴景平：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原因很复杂，腐败只是其中之一，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方面的。孔祥熙的档案尚未公开，暂且不说。宋在抗战时期并不主持财政，他在1933年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职务，这两个职位至1944年年底一直是孔祥熙担任的。孔把财权紧紧抓在手中，后来连蒋介石都对此不满。蒋的日记记载，孔连政府到底有多少外汇储备都不告诉他，导致蒋对美国依赖度的政策上发生误判，蒋在日记中说，如果早点知道实情，就不会过分依赖美国。
孔祥熙连国库的家底都不告诉蒋，更不要说宋了。抗战时期，宋、孔其实是非常对立的。孔是行政院副院长、央行总裁，凡达成的美国对华借款和财政援助都是他在把持。据宋子文档案中记载，宋对孔的作风深表不满，包括他在美国促成一项借款协议，孔立即回复说，接下来你不要管了，这是我财政部的事。1942年，中美达成5亿美元借款的协议签订后没几天，孔祥熙就宣布要动用2亿美元，用于发行美金债券。美国方面大吃一惊，质问中方动用这么大一笔借款，怎么事前不打招呼，就向媒体宣布了。宋也很生气，致函蒋介石说以后争取美援的事情我不管了。这件事说明，宋如果要在抗战时期用不正当手段侵吞贪污美国对华借款和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1950年代初，宋子文夫妇与女儿、大女婿合照。前排左起：小女儿瑞颐、大女婿冯彦达、大女儿琼颐、二女儿曼颐
胡佛研究所最重要的收藏
南方都市报：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看作他们最重要的收藏资料，它们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地位？
吴景平：胡佛研究所也有一些其他民国人物的档案，如张公权即张嘉璈档案，他担任过中国银行总经理，后来担任过铁道部长、交通部长。但是，他的历史地位、经历远不如宋子文那样显赫和重要。以往我们说起民国历史，总会提到蒋宋孔陈，他们是最高层次的。宋子文的个人档案都在胡佛研究所。孔祥熙的档案两年前刚刚进了胡佛研究所，到目前还没有开放，对它的整理也是最近刚到尾声。从我们对孔祥熙档案目录的初步了解，可以判断主要是一些公务方面的文件，涉及到以往完全不知道的领域的，不是太多。宋子文的档案就不同了，因为记载了他生平涉及到的很多重要问题的有关经历。比如保留了他和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几位盟国最高领导人之间非常机密的会谈记录、往来函电，这些又是以往公布的档案中所没有的记载，与以往的档案具有相当大的互补性。
南方都市报：你是研究宋子文的专家，在你的角度，或者说在史学界的角度，胡佛这批档案带来了什么新的发现？
吴景平：可以说有相当多的发现。以往我们对宋子文的认识恐怕还处于一个宏观的层面，虽然可以把他跟蒋介石和孔祥熙区别开来，但是要把宋子文和他自己区别开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具体事务上、跟不同人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丰富性，不看宋子文档案是不可能了解的。因为宋子文档案保留了宋子文和数以百计的中外要人之间的往来资料，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包括美国的很多政界高层、企业界、媒体和其他领域的重要社会人士，还有一些成为他私人朋友的。而且它涉及到的时间非常长，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初他去世，记载了跨越四十年左右的交往。另外宋子文档案还大量保留了他公务活动方面的档案，他曾经做过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外交部长、行政院长，最后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都是比较具有延续性和特殊、重要的角色。档案记录了他在这些职位上所处理过的公务中的特定事务，以及他对这部分事务的见解和看法。这使得我们对相关时间段的历史，特别是重大的事件、重要的人物，以及中国跟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了深化，扩展了领域，或者填补过去认识的空白，纠正一些不确切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胡佛这批档案的公布是否改变了史学界对宋子文一直以来的研究结论？
吴景平：从这些史料的公布到学者有充分的时间来使用、研究它，形成学者们新的看法或者修正原先的看法，这都需要时间。另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的三本书涉及到的只是宋子文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整个宋子文档案约有十余万份文件。根据非常小的部分内容，可以反映出某个特定时段或者特定问题，可以从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电报中看出，可以对以往的认识进行修正。但是从更宽泛的领域来看，它只能解决一些初步的问题。所以我们确定了一个“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文献研究系列”，打算较全面地发掘使用整个胡佛研究所所藏的档案。当然我们要有更开阔的视野，要用更多海外的档案文献。通过国际交流、国际合作的途径，来拓展和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他的命运是时代的悲剧
南方都市报：正如你所说，宋子文是“两朝国舅”，但却最终与蒋介石闹翻。宋与蒋的根本矛盾在哪里？
吴景平：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同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属于不同性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汪精卫最后走向了中国、中华民族的对立面，走到了日本侵略者那边。而蒋介石和宋子文在这点上始终是一致的，对外敌入侵的态度非常清楚。所以虽然在战前宋子文对蒋的意见非常大，1933年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所有职务，但是等到抗战爆发以后，国难当头，获取外援面临的困难越来越严重，他就感觉到自己应该站出来了。他与美国各方都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他认为应当把这些资源都贡献给国家民族和政府，这是他肯站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到了后期，他看到国民党的统治迅速走向没落，他也感觉到了危机意识。
蒋与宋的矛盾，最根本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应当说宋子文更加了解近代民主的观念和理念，更了解国家、社会、公众各方面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更代表近代化的趋势。但是，其实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中也没有其他的选择。由于宋子文与蒋介石基本理念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性格的不同，使得他们产生了分歧。对于宋子文，让他做无法做下去的事情，他就一定不会做的。要抛弃原则来一味迎合蒋介石，宋子文最终是不会愿意的。
南方都市报：你说过，宋子文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他的悲剧在于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这么说？
吴景平：宋子文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去了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又在花旗银行实习过，回国以后也在孙中山手下工作过。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有一个很好的专业训练背景。姐姐是宋庆龄，姐夫孙中山是他走上政治道路的最初引路人。他也亲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其间和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高层人士都是有接触的。他们都参加过国民党“二大”，还跟宋庆龄、毛泽东等人开会讨论过一些重大的问题。
在经历后来的社会变迁、政治动乱、国共纷争之后，宋子文的政治选择没有像宋庆龄那样坚定，出污泥而不染。但宋子文确实也是希望用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专长，使得中国富强起来，让中国的问题得到解决，这可以说是他实现抱负的寄托。虽然他逐渐认识了国民党政权的问题，几次提出辞职，但是除此之外，对他而言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不能苛求他完全站在工农大众这一边，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宋子文提出过很多关于实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金融的现代化的想法，包括具体措施和基本制度，他都有考虑，包括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当中国在国际上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国共两党还不能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悲剧人物。对于国共关系的历史问题，当代人、后人应当而且完全可能高瞻远瞩，从整个中华民族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来化解这些问题，其中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南方都市报：在研究宋子文的时候，你感到压力大吗？
吴景平：我认为对待历史要实事求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明确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使我有了学术研究的信心，只要我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研究、做学问的基本准则出发就行。我没有任何预设，比如必须把宋子文拔高或者贬低到某个地步，没有这样的预设。我有一分史料、一分依据，就说一分话，这使得我足以在任何场合有自信心。我不会为了拔高历史人物而违背一些基本的业已清楚的史实，所以我认为研究宋子文不存在压力的问题。
但是有难度，我认为难度很大。比如对“四大家族”的贪腐问题，你要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对以往被通常已经有定论的这些人物，要作出一些新的评价，或者要有新的史料、依据来检验它，难度都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按照某份报纸的观点来提出判断是不行的，报纸各种各样，而对同一件事情，大家也是众说纷纭的，甚至史料也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这要完整地掌握大陆、台湾、海外的史料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认为已经看过了有关宋子文的全部档案文献。因为其他地方还有关于他的文献，大陆、台湾方面都还有。
现在我们逐渐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主要功过，与以往相比，我们有信心做得更科学、客观一些，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且不是靠我个人可以解决的。这不只是某个人的事情，我认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者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研究宋子文档案、研究宋子文，它更大的意义、价值在于说明在国家、民族经历的苦难的、曲折的、不平凡的岁月中，有太多重大的问题需要梳理和总结。涉及到要对个人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同样应当非常慎重，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
本报记者黄长怡 实习生郑如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