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东还

2010年2月11日《环球时报》英文版The death penalty: No room for error

二十一岁的聂树斌不是一个爱惹事的人。

他性格内向、中等身材，在一家规模不大的液压件厂做焊工。 该厂位于太行山脚下，在北京西南约三百公里处。

聂的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下聂庄村，周边农田环绕。

1994年8月，在一片玉米地里，该厂38岁女工康菊花的尸体被找到。她是在遭到强奸后，被勒死。

一个月后，聂树斌被捕，并被认定为凶手。

1995年“五一”前夕，聂学生照例去监狱为儿子送换洗衣服。

“看守所的人告诉我，他前一天就走（被处决）了，”64岁的父亲回忆道。

“我们连他的尸体都没见到，”聂说。“当时，公安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去过节了。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才同意让我们认领儿子的骨灰。但是至今，我们不能肯定这骨灰到底是不是他的。”

如果不是河北省通缉犯王书金的被捕，聂树斌强奸杀人案早已盖棺论定。2004年，王在河南省落网。在事先不知道聂的死刑的情况下，王供认了六起强奸杀人案，其中包括1994年夏季在石家庄打工时对康菊花的奸杀，随后抛尸于玉米地里。九年前，也是在同一片玉米地里，聂树斌也被指控杀害了康。

聂母– 65岁的张焕枝- 一直坚信儿子是无辜的。在过去14年间，多次赴石家庄，甚至还远赴北京，请求重新受理这起尘封多年的案件。

“为我儿的清白，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与河北高院辨清楚，”她说。“他们当时没收集手印、脚印、做DNA鉴定。关键的东西都没做，就把人杀了。”

“我儿子打小口吃，”聂父做在妻子旁， 哽咽地说。

“别人欺负他，他都不会还手。”他边说边用拐棍用力敲击着水泥地面。

因为无法接受儿子的死，聂父曾两次自杀，随后落下偏瘫。

“显然，如果当时不判死刑，一切都还可以补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 贺一直倡导中国应立即无条件废除死刑。

春节将至。下聂庄的村民忙着杀猪宰羊。但是聂家的院子却冷冷清清。没有儿孙满堂的欢闹。一只瘦小的黄狗拴在房前的一棵幼数上，偶尔叫上几声。聂树斌当年住的东屋，门上挂着锁，早已用来堆放粮食和杂物。

从堂屋中央一个方桌后面，聂母取出一个透明文件夹，小心翼翼地从中拿出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11月五日致河北高院的一封信函。该信要求河北高院重新受理聂家的申诉。

至今，两年多又过去了。聂母每月都去河北高院一、两次询问案子的进展情况，每次都是无果而归。“我是老百姓，没有法儿啊。应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我对法律的心凉得很，” 聂母边说边用一块旧布擦拭着眼泪。

匆忙的判决

聂的处决发生在中国一次大规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简称“严打”）的前夕。这类行动通常是在重大节日来临前，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进行。

第一次“严打”在1983年，目的是解决当时无业者众多，犯罪率上升的问题。

在“严打”期间，上级通常都会给下级司法机关下达破案指标。

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死刑案件有时是进行流水化的操作。为了强化“严打”，加大打击犯罪力度，死刑复核权从最高人民法院下放至地方高级法院。这样高级法院既是二审法院又担任死刑复核，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