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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图书36册,分《中华民国史》(全16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全12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8册)三部分。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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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到来之际,《中华民国史》(全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代科研人员历时几十年,汇聚国内多家单位民国史研究的老中青研究者,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编纂。作为目前国内民国史学科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丛书一出版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编纂为何历时多年?敏感问题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如何评价?《中华民国史》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时值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整套推出《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论著,将有力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有利于海内外学界的学术交流,也有助于社会各界对民国史的正确了解和认知,同时还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学术出版的繁荣。

从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到整套36册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记者:从立项到出版,该书经历了怎样的编纂过程?遇到哪些难题?又是如何破解的?

汪朝光: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随后,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受命领衔组建研究团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环境下,开始了民国史研究工作。

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其他各册陆续出版。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们将这部书中已经出版者作了修订,未出版者全力完成,终将总计36册的《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全部完成,由中华书局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民国史是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其编纂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诸如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主题的设置、研究时段的划分等等大的问题,乃至名词术语的定名、历史资料的考辨等等具体的问题。研究先辈们的解决方法是,集思广益,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予以适当的解决。事实说明,当年编纂该书时确立的总体写作原则及种种具体规则,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立场而定的,是适合编纂工作需要的,也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对“客观公允”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而保证学术品位和质量

全套图书36册,分《中华民国史》(全16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全12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8册)三部分。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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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到来之际,《中华民国史》(全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代科研人员历时几十年,汇聚国内多家单位民国史研究的老中青研究者,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编纂。作为目前国内民国史学科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丛书一出版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编纂为何历时多年?敏感问题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如何评价?《中华民国史》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时值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整套推出《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论著,将有力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有利于海内外学界的学术交流,也有助于社会各界对民国史的正确了解和认知,同时还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学术出版的繁荣。

从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到整套36册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记者:从立项到出版,该书经历了怎样的编纂过程?遇到哪些难题?又是如何破解的?

汪朝光: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随后,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受命领衔组建研究团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环境下,开始了民国史研究工作。

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其他各册陆续出版。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们将这部书中已经出版者作了修订,未出版者全力完成,终将总计36册的《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全部完成,由中华书局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民国史是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其编纂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诸如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主题的设置、研究时段的划分等等大的问题,乃至名词术语的定名、历史资料的考辨等等具体的问题。研究先辈们的解决方法是,集思广益,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予以适当的解决。事实说明,当年编纂该书时确立的总体写作原则及种种具体规则,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立场而定的,是适合编纂工作需要的,也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对“客观公允”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而保证学术品位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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