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201207期封面
要离开央视
崔永元艰难选择
今年两会前夕，媒体突然爆料，崔永元要去做一个口述历史研究者，可能调离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深受观众欢迎、知名度很高的主持人，他为什么要离开？
也许人们还记得，10年前，崔永元突然离开了央视重要栏目《实话实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患了重度抑郁症。虽一年后康复并新创了《小崔说事》和《电影传奇》等栏目，但崔永元的辉煌时代似乎渐行渐远。外界也传他在央视越来越边缘化了，因为在央视男主持人中，与他同时代的水均益、白岩松等人，个个似乎都还干得风生水起。
过了今年2月20日，崔永元的人生就翻开第五十岁的日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对外界的猜测和传言不屑一顾，对自己的人生抉择，他谈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兴趣。
压力大，精力不济，看不惯的特别多
“我到了最难的时候”
本刊记者 刘畅
从1996年3月起，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全新的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节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他长相“有些困难”，说话也难字正腔圆，随意得“如邻居大妈的儿子”，但就是这个两眼一眯、嘴角一弯、微微露出点“坏笑”的男人，倾倒了无数观众。大家给主持人崔永元起了个亲切的称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现，让中国人对节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2012年3月2日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餐厅里，专访了崔永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正忙着为两会准备提案，或许是工作太累，他显得很憔悴。
崔永元确实很平民，和他交流没有任何的距离感，无论记者提怎样的问题，无论问得是否有水准，他都非常认真地一一作答。
“您想喝点什么？”记者问。“都行，只要能睡着觉的。”崔永元的一句话，让记者想起了他的老毛病，但还是先岔开了话题。
如今，“小崔”已变成了“老崔”，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还是那样的言语犀利、敢说真话。
迷上了口述历史
近几年，大家知道崔永元主持了很多栏目，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寂寞”的口述历史的资料整理中。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否则耽误一天，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或几个历史见证人。
这件事，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
“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素材就特别少，想编个片子，什么都缺。我开始很希望台里也能建这么一个，可能是我表述得不清楚吧，大家似乎不知道我想建个什么，也没有人理。”于是，从2002年开始，崔永元就扎进历史堆里，出不来了。他组建了记者团队，采访了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等六大类，共计4000人的口述历史，先后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一系列专题片。每每谈起那些老兵，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的抗战》中有一集讲3对恋人的故事。其中一对，很像《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翠平，但不管怎么样，翠平后来还生了个孩子，余则成也有可能和妻子重聚。可现实生活没有那么戏剧化，没有那么完美，很多人奉献就奉献了，失去就失去了，他们可能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我也曾请一位老兵来做客，当人们知道他的经历后拼命鼓掌，老人热泪盈眶，我也是。因为我在想，他这辈子接受的掌声可能还不如我一天接受的多，这就是现实。我们用任何发自内心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都不为过。”
崔永元有时也会想，2002年时自己为什么会患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可能大家会说以前我在电视上很光鲜，做口述历史成为了幕后者，会很孤独。其实做起来就知道，这件事意义更大。”
寂寞在于找不到知音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 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亨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可是光试着说服他们就用了两年时间，还没结果。有这工夫，几百个人都采访到了，我干脆就自己来吧。”于是，从没开口向别人要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为这事找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本身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借助自己在央视的播出平台，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他认为这样太功利。
但是，对那些投钱给他的人，崔永元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2012年2月27日，媒体刊出消息，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而口述历史博物馆，将会把崔永元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全校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或个人免费开放。
环球人物杂志：您现在每天都在忙什么？
崔永元：忙的都是和口述历史有关的，因为现在我有5个采访组在外面跑，每个月要拿回来200个小时的素材，我们要把这些素材进行分类，要速记、校对、录库，然后找出它的检索方式，做数据化复制……实际上相当于做一个网络图书馆，很庞大的工程。我们要把所有拍的东西录入，以后你打一个关键词，就能检索到相应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包括历史图片、图书等等。我们的口述历史素材，都是自己直接去采访的。我们的口号叫“和时间赛跑”，后来发现跑不过，这些人去世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采录的速度。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就决定专心致志做这个事。
环球人物杂志：做主持人不好吗？
崔永元：不是说做主持人不好，可能我到了这个年龄，精力不够了，18岁的时候，你同时干3件事都干得了，现在不行，常常做事情有应付的感觉，这让我觉得很不好。做幕后的研究工作是我的理想，我也做了10年。我不想这么分着心干，也不能糊弄观众，我们有400多个优秀的电视主持人，有深度的也有200多个，但做口述历史的很少，比较冷门。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不是对做节目太追求完美了，才对自己不满意？
崔永元：我其实是看不惯我们做的某些东西，可能开始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没看出什么破绽，觉得挺好的，但当有一天你发现它有破绽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好。比如一期片子做完了，还没有播出，就知道它破绽在哪儿，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播，这个状态其实让人挺不痛快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做主持人或者传媒人没有归宿感吗？
崔永元：首先我没觉得这个行当跟其它的行当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次我说去专心做历史，大家突然这么关注，我觉得挺奇怪的。难道你们把工作都分成了三六九等？难道在大学里当老师比在央视当主持人能低八等？否则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环球人物杂志：或许大家更关注您是否对电视这个行业感到失望？
崔永元：这肯定是有，但是它不是导致我想离开的原因。你以为大学我就能看得上？那里面的学术腐败什么的更厉害。但是你也得想明白，你是去干什么？你是跟他们玩这个去？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我是到那儿做口述历史研究，所以我只关心这件事。那么你的学术腐败也好，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潜规则也好，别粘上我，我不跟你们在这个系统里玩。但是你也别当着我就玩，我看到了肯定是要说话的，就是如此。
环球人物杂志：研究中心的场馆这么大，有其他人投资吗？
崔永元：没有，全都是无偿的，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免费提供的。
环球人物杂志：没有什么幕后集团之类的？
崔永元：没有。像冯仑、柳传志、周晓光、刘会等人，都是我们强有力的赞助支持者，但是基本上都是白给钱，没有回报。做历史工作者很寂寞，不是表面的那种，今天有人约你吃饭，明天有人约你喝酒，多得你挡都挡不过来。我觉得那种寂寞是心灵深处的寂寞。寂寞得要死，就是找不到知音，不知道跟谁说，就是这种痛苦，但却有它长久的价值和生命力。
走过想成名混脸熟的日子
回想自己在央视的十几年，崔永元如今最留恋的，还是他刚刚进入央视评论部做《实话实说》的那段时光。他也曾虚荣过，对着镜子审视过自己。
崔永元说，是先有了《实话实说》栏目的这个团队，之后才有了他。而那个团队，对他影响非常深远。他如今仍记忆深刻，和一批北京文化圈里的著名学者，如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陆建华、邝阳等，凑在北京西城区的绒线胡同的一个小院里，大家抽着烟，争执得昏天黑地，哪个对哪个不对，他就听着，“听得脑袋都大了，因为那是比较高级别的争论，经常听不懂”。等大家侃得差不多了，想起了身边的主持人崔永元。“好！这期节目就行了吧？明白了吧？”他往往还是一头雾水，“怎么就行了？”“不明白啊？”他忘不了郑也夫那个无奈的动作，“拿来一张小纸片，咬着一截特别短的小铅笔头，边想边写，然后说这是一个什么观点，有什么依据，再给我一堆书，让我拿回家看”。
崔永元觉得，那个时候就很痛苦，因为看不懂，也听不太明白。他坦言，干《实话实说》以后，天天绷在心里的念头都是“知耻而后勇”。更苦的是，到演播室的嘉宾都才华横溢，不要说对话，能听懂对方说什么就不易，毕竟隔行如隔山。“我向毛主席保证，干上《实话实说》以后，我就没怎么骄傲过。再看看我的同行，敬一丹是硕士，方宏进专攻经济管理，水均益说外语不用动脑子。所以，从新闻系万金油科出来的我，真是一穷二白。”当年央视采用的是“放飞式管理方法”，让一只乳鸽与苍鹰并行翻飞，一争高低，不怕你不喊力不从心。2002年，崔永元患上了抑郁症。
环球人物杂志：那时候患上抑郁症，和做《实话实说》有关吗？
崔永元：开始评论部的氛围很自由，机会平台都给你，但是你能力达不到。那个团队强化了我很多东西，也教会了我很多。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在电视圈里还是很珍贵的。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郑也夫问我节目做得怎么样，我说剪出来挺好看的。他大骂，什么叫剪出来好看？就应该现场就好看！因为有观众，我们要力求一开始就是真实的，感人的，有价值的。这句话，到现在都时刻鞭策着我。
环球人物杂志：后来看到评论，说您在节目中不爱笑了，坐在观众席里沉闷了。为什么？
崔永元：我们最初的节目形式是话题辩论，但很快不让做了，变成让受访者讲自己的故事。我喜欢鼓励受访者，让他们有倾诉欲，喜欢表达，把心里话都说给你，这个我会做，对我倒是没什么压力。可是，做的时间长了，受的限制比较多，很多话题都不能谈，选题范围越来越小，那个时候内心挺苦的。最后感觉，可能除了婆媳关系，什么都不能谈。记得当时纳米技术特别风行，动不动就纳米，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辩论的节目，嘉宾是中科院和北京大学的，题目是“纳米不是大米”，但这个节目没让播。我到现在还没想通这个事，我觉得如果国家定了一个产业政策，在电视台播一下这个产业政策就歇菜了，这是什么政策？实际上是相关的人不愿意担这个责任。类似这样的事，出现得特别多，这是我不喜欢的，有些沮丧。
环球人物杂志：离开《实话实说》，主要就是因为生病？
崔永元：其实当年离开的原因，应该说99%就是生病。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抑郁症。抑郁症很痛苦的，基本上生活都没办法自理，更不要说做节目什么的了。当然，很多人愿意把它描述成工作压力或者说条件不宽松什么的，但你想想，我1985年就开始做新闻，到做主持人时也已经做了11年新闻记者了，形式都差不多，也不至于因为一个节目就抑郁。这个病是遗传，赶上了，得病的时候万念俱灰，活都不想活了，更没有心思去做节目什么的了。
在电视台没有敌人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抗战时期，在美国工作的胡适曾用这句话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几十年后的今天，崔永元又用这句话来自勉。虽有酸楚之味，亦不乏激情之志。
2003年，病情好转的崔永元又新创了节目《小崔说事》，但并未让人们感到太大的惊喜。外界开始传言崔永元与央视有矛盾，比如因为节目收视率低而被排斥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媒体制造的八卦。崔永元说他痛恨“公共电视”走向“庸俗化”，他拒绝拿自己的节目跟选秀节目比收视率。“我也不用谦虚，《小崔说事》不怎么样，也没发现比它好的谈话节目，谈话节目整体都比较落魄。”当庸俗成为主流的时候，高雅便成了牺牲品。
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崔永元说自己想的事情不一样了，不再追求什么高出镜率、在多高的阶层显摆，“对那玩意儿没有兴趣了，到了这个岁数，再加上我做口述历史，我接触的都是这些人，喜怒哀乐见太多了，淡了”。
环球人物杂志：外界各种传言，说您要从央视辞职，究竟怎么回事？
崔永元：谢谢大家的关心，这件事儿不用没完没了地说。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自己在中央电视台合群吗？
崔永元：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但我觉得他们都对我挺好的，我病的这几年，领导对我也算很照顾了。从传达室阿姨，到给我剪头发的小刘师傅，每个人都对我特别好。我在电视台没有什么敌人，这也是挺让我自豪的事，虽然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经常发脾气，但他们都习惯了。我总结自己最大的优点，可能是我从来没为自己争过什么，我不会找台长说为什么十佳主持人没有我，为什么这个奖章不给我，为什么工资不是我最多。我找领导从来都是谈业务，谈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认可我的地方。当然，领导会希望用我的影响力，做一些时尚点的节目，有点效益，我要是台长也会这么想。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您在央视正被边缘化，您自己觉得呢？
崔永元：“边缘化”的问题，早都跟我没关系了，我那个时段早都过去了。当我跟4000个80岁以上的老人打过交道之后，谁会跟你算那个呢？现在随便到我的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那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接触这些以后，我对名誉地位就看得特别淡了。你不争风吃醋，你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边缘化”这个词，你自己的事情都忙不完。
环球人物杂志：做了十几年电视人，对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留恋？
崔永元：从事一个熟练工种时间长了，没什么挑战，这也是我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小崔说事》，就还是一档谈话节目，跟《实话实说》也差不多，我经常觉得我采访一个人，提一个问题，我都能想起来1996年我怎么提过这个问题，开一个玩笑也能想起来1997年我怎么开过这个玩笑。就是这样重复、机械的劳动，如果我还要每天忙到天亮去准备，那我是不是太矫情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被很多同行，包括您的同事看作是坚持自由思想与社会责任的“标杆”，这种坚守很难吗？
崔永元：很难。但你要是从小到大都这样，它就成了你骨子里的东西，可能就不需要你去“守”了，需要的是你“变”。但是你又变不了，永远是这么一个人，直来直去的。这也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父亲其实有好多奖章、军功章什么的，他自己从没拿出来跟我们显摆过一次，就在家里的箱子里锁着。我父亲就是个非常平淡、非常平静的人，特别善良。
环球人物杂志：到了这个年龄，您觉得自己过得轻松吗？
崔永元：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还能走多长，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难的时候。难在你现在看不惯的特别多，但是你现在有能力改变的特别少，你改变不了。每天还得花很多的精力把握住自己，要不然自己也变了，自己也会变得让你不喜欢，这就会占据你好多精力，导致你做事的能力和效率越来越低。我现在有种紧迫感，“老了、老了”，这个念头总在脑子里出现。我记得我二三十岁的时候，特别爱挺胸抬头，现在都条件反射地想哈着腰走。
当委员就要尽力，别到这里开同学会老乡会
小崔两会再“放炮”
本刊记者 刘畅
今年，是本届政协履职的最后一年，也是崔永元当政协委员的第五年。3月2日下午3点多，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国际饭店的大堂内还没多少人，崔永元便早早前来报到。他提着公文包，头发有些蓬乱，面色略显疲惫，刚随意坐到登记处旁边的椅子上，便被一群记者围住。
“您看了新拍的《西游记》吗？怎么看待经典翻拍？”记者问。“我从来不看电视剧，还没无聊到那种程度。”崔永元说。“那您怎么看待中国电影走不出去？”“国外影业纯属商业市场，不会有人用审查等手段限制中国电影的播放。如果中国电影出口存在障碍，说白了就是人家不爱看，并不存在‘门槛’之说……”
崔永元依旧快人快语。去年，他提倡代表、委员要实地探访考察，“用脚写提案”，而不能只在网上随便看看、了解情况。今年，他又有哪些心里话？两会期间，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程对崔永元进行了追踪采访。
递交“史上问题最多提案”
崔永元坦言，为了让自己的提案有理有据，近年来他曾不止一次地自掏腰包，四处调研，却越调查越苦恼。
“我为提医改的提案忙活了3年，甚至为了解先进做法专门去了趟美国，和很多专家、医院院长座谈。我问一个院长，他们的进药程序是什么？院长说，他们有一个委员会，由副院长、药房主任、药剂师和普通医生4个人组成，能保证药品以准确、合理的价位进到医院药房，但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啊。我于是追问，这个过程中若是4个人同时出现了类似腐败的问题怎么办？院长听不懂，又和委员会的几位委员研究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吃惊地说，‘没可能吧！’我心里当时特别凉，因为这在中国是有可能的。40个(委员会成员)也没戏！”
崔永元经过一番调查发现，“不是我们没有招。所有招都有，并基本上与国际同步，只是那些招在国外有用，放在我们这儿就没用了”。这样的对比，突然让崔永元不知所措，不知这个提案该如何进行下去。
他也想过其他提案，甚至设想，今年两会期间，自己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走下来，将提案展示给迎面而来的记者。“崔委员的提案是‘要严惩支持强拆的地方政府官员’，‘尽快实施文化体育产业化政策’，肯定都会赢得一片叫好。但这些事网上天天都有人在讨论，要生动具体得多，还有必要将它变成两会提案在两会上提吗？我觉得有点哗众取宠，没有必要。”
思来想去，崔永元决定通过网络征集建议。今年2月26日，会议开幕前一周，他通过微博发布“征集令”：“开两会，征集大家建议和关心的问题，我带到会上去。开始！”继而又补充道：“如果您的建议过长，可发到我的邮箱，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的邮箱……”至两会开幕，他共收到网友来信1367封。除去重复、无效和反映个人问题的，剩余750封邮件中，共统计到有效建议270条。他将它们汇总成“史上问题最多的提案”，又将这些问题分类，用饼状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带上了会。
“一个陕西小伙子在发给我的邮件中说，他们那儿娶媳妇的礼金一年涨1万，今年已经涨到8万，再加上婚宴，娶个媳妇要20万，他为娶不起媳妇直发愁。”崔永元笑着说，这是他看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封邮件，“这个问题，两会当然解决不了，但仔细想来，它背后体现了边远地区的一些陋习，是否应进行改善？否则，因为彩礼太高娶不起媳妇而当光棍的人会越来越多，社会矛盾激化了，就很危险”。
崔永元说，自己当时公开邮箱的另一个打算，是想看看给自己发来邮件的所有人中，有多少是真心实意提意见的。“从结果来看，网友比想象的要理性。”
“我后来想到，大多数老百姓所反映的，可能只是一件小事，是因为寄了信却没收到回复，政府办公电话又打不通或仅仅只让语音留言，小矛盾才转化为大矛盾，整个社会才像一个大高压锅，好像老有要爆炸的可能。”这让崔永元有了新的想法，“能否建立一个大的网上‘信访局’，为网友提供意见的出口，让每个代表、委员在日常状态下也能上网听取民意，或直接回复，或出面联系相关部门，然后将处理过程、处理结果全部公开挂到网站上。这样，代表、委员们就成了政府和群众间的联系人，也成为高压锅上的‘泄压阀’，让它炸不了。”
小组讨论会上禁忌越来越少
事实上，做政协委员5年来，崔永元一直都保持着自己“实话实说”的本色，认真履职。
今年两会，记者几天跟访下来发现，他的“两会生活”一如既往地忙碌：每天傍晚，他都要回台里录制《小崔会客厅》的两会特别节目，凌晨时分才能回家；中午起床，便要匆匆赶到北京国际饭店，参与在这里进行的小组讨论；会议间隙，他会跑到旁边的厕所抽根烟；讨论开始后则一边听着同组委员的发言，一边拿支笔做记录，然后开始发言。
记得在去年的小组讨论会上，崔永元的发言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冷幽默风格：“有的地方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今年计划建的保障性住房是去年的200%。去年建1套保障房，今年建2套就是200%，3套就是300%。”话音刚落，在场的各位委员、记者便都笑了。在他看来，这些躲闪的数字其实是对老百姓的忽悠，地方政府要明明白白亮数字，建多少套，还缺多少。
今年，面对媒体，他又将“矛头”指向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会议，能不能自己来就行？再过5年，开政协会议，房费、餐费都自己付，这样，你说话就越来越有底气，公众也会越来越认同。”
他还回忆起自己几年前经历的一场侵权官司：“我对法律失望到什么程度，不愿意说，还没想好。但从那以后我决定这辈子不打官司了……我当记者，见过的官司太多了。基本上都要找个好人脉，最重要的是找个好领导给你撑腰，这样，官司基本输不了。”
分组讨论结束后，面对记者的围追堵截，他说：“近两年，开会的气氛明显越来越好，尤其是小组讨论会上，禁忌越来越少，心里话确实敢说了。”
“我为不严谨而道歉”
崔永元也曾因为两会发言招来不少质疑。
2010年，他得知来自湖南等地的流浪猫狗被拉到广州食用后，提议取缔广东猫狗屠宰市场，却遭到鄙夷：“猫猫狗狗的事也值得拿到两会上讨论？”
2011年，他以美国手机费9.9美元包年为例指责国内手机收费过高，被指“信口开河”，后又在第一时间核实、致歉：“我为不严谨而道歉，但这不会影响到我今后发言的直率。希望大家能理解我，崔永元不是哗众取宠，确实是看错了，当真话给说出来了。”
质疑也罢，作秀也罢，崔永元并未多做辩驳。在他看来，“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既然来到这里，就要尽力，别到这里来享受，来这里开同学会、老乡会，那样就太辜负大家了。”
“其实，大家都挺为难的。比如，提案若只能限于本专业，大家会觉得代表、委员的视野不开阔；但谈论的话题一旦涉及别的领域，肯定不专业，怎么能当做提案？”他说，理想状态是每个人都能讲讲自己所熟悉领域的心里话。“去年开会时，有一个院士现身说法，提出目前有的人、有的项目的科研经费多得花不完，有的却不够，提议科研经费不能一味地加大投入，然后均分，而应让钱用到实处，最终减少经费开支。这样的真话，我们到哪儿能听到？”崔永元说，这是自己当了5年委员后最深的感受。
小崔历年两会经典语录
谈垄断：我刚去了一趟洛杉矶，发现那里的油价比中国还便宜两块钱。我就想了，中石油、中石化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玩的啊？甚至还玩出了亏损来。能不能换我当老总，试半年，不行我再还给你！(2011年)
谈个税：比如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块，你征他的税，也许是合适的。但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000块钱，就不应该收税，他那个是在玩命啊。(2011年)
谈拆迁：拆迁不是建住宅就是工厂，都是好事。但我们习惯是用土匪的方式干慈善家的义举。(2011年)
谈教育：教育公平是起点公平，就像刘翔跟人跑步一样，如果他的起跑比别人提前5米，跑再快也没有用。(2010年)
出身军人家庭，为人老实但不安分
人生从“实话实说”开始
本刊记者 肖莹
无论愿不愿意，崔永元似乎已经和“实话实说”这四个字牢牢绑在了一起。提起他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那档曾经风靡荧屏的“脱口秀”式谈话节目。崔永元也循着这四个字找自己的性格及其根源：“或许，这也是我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自己这个性格可能来自父亲的遗传，更离不开母亲“粗放式”的教育。
“绝不能撒谎”的童年
1963年，崔永元出生于天津，是家里4个孩子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兄弟仨)老大精神，老二利索，老三……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到合适的词。只好说‘这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崔永元曾这样讲述自己的童年记忆。
崔永元3岁那年，兄妹4人在母亲的带领下，随父亲所在部队迁往北京的房山县良乡。1970年，崔永元进入良乡一所农村小学读书，一年后因身体差休学一年；四年级时，他转至另一所小学，后考入北京市重点中学十二中……童年的日子看似波澜不惊，但其中的点点滴滴至今仍被崔永元视为人生的宝藏。
崔永元总说，父亲是部队的政委，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崔永元很喜欢一个叫《地道战》的群舞，却没能被选上。父亲知道后，只是哈哈一笑：“选不上也没什么，只要你努力，今后有的是机会。”或许是受到了爸爸的鼓励，那之后，崔永元照样热心地关注着演出活动。凑巧的是，最终，另一个歌舞节目《行军路上》选中他出演主角。
后来，崔永元的学校又将他们的演出推向农村和部队，其中就有他父亲所在的工程兵团。演出结束时，父亲作为部队领导，上台与小演员一一握手。“那是我们父子间唯一一次正式握手，父亲的手很有力，让我觉得，那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握手。”
因为父亲随工程部队常年在外，4个孩子的教养重任最终落在母亲身上。对于他们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母亲伤透了脑筋，常以“打”为上策，希望能“通过伤皮肉触及灵魂”。
崔永元说，“小时候挨母亲的打就像家常便饭”。
一次在上学的路上，崔永元和几个同学捡到一条白纱巾。那时候，纱巾算得上是奢侈品，几个同学将它在手里传了一圈，又传回到崔永元手中。到了学校，他将纱巾交给老师，“还因为拾金不昧受到了表扬。”没想到，“贪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傍晚，崔永元刚走进家门，就发现母亲表情严肃地端坐着。接下来的对话，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纱巾谁捡的？”
“我捡的。”
“当时有别人吗？”
“有。”
“几个人？”
“3 个。”
“那怎么说是你捡的？”
母亲大吼一声，便手执笤帚劈头盖脸朝他打过来。一会儿，笤帚被打散了，母亲一边歇手，一边开始了第二轮问询。
“为什么撒谎？为什么说是自己捡的？”
“我没撒谎，我觉得就是我捡的。”
“你觉得？别人都看见了！撒谎是品质问题，从小品质不好，长大就得蹲监狱，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撒谎？”
“我没撒谎……”
第二轮痛打又开始了。
那天晚上，崔永元的后背火辣辣的，躺都躺不下，只能趴着，第二天甚至发起高烧。
现在想起来，崔永元说不会再记得皮肉之苦，记得的永远是母亲的好：“用现在的教育观念去衡量那时候父母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母亲学问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大道理，但我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善良、正直以及由母爱而生发的简单、粗暴。她以一种朴素的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要求标准。多年以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继参加工作，得到的共同评价是善良、老实，甚至有些窝囊。”
崔永元永远是这样，无论说多正经的事，都会带点调侃的味儿。
电台里的不安分青年
1981年，崔永元高中毕业。因为喜欢俄罗斯文学，他在自己高考志愿第一栏填报了北大俄语系，结果在口试环节被刷了下来。最终，他被第二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录取。
4年大学生活，风平浪静。1985年7 月，崔永元从广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报》。
“年轻人，总是容易咄咄逼人，人人觉得自己是当台长的料。”报到第一天，他便情不自禁地自豪起来：“从今天起，我便是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了，电台有救了。”
但真正上岗，崔永元才发现，所谓的光环，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别的编辑记者在电台大楼中穿梭，他们则十几个人挤在旁边板房里办公。还是社长的一句话，让他重拾了一点热情：“我们马上准备改成大报，名字也响亮，叫《中国广播报》。你小伙子运气怎么这么好呢！”崔永元后来回忆说：“一听说有‘中国’俩字，我心里一下好受了很多。”
很快，崔永元就适应了报社的生活：约稿、画版、校对、去印厂、卸车……一周一个流程，干下来还挺紧张。有时候，看着年轻伙伴戴着套袖出出进进，崔永元的心里也找到了一些平衡，会生出一种暖暖的感觉，觉得在这儿退休也行。“但事儿就坏在虚荣心上。”
因为《广播节目报》属于服务性质，只刊登节目时间表、节目介绍等内容，在台里开会时甚至都不常被提起，慢慢的，崔永元开始觉得自己只是个“二等公民”。“一个班毕业，谁也不比谁差，但别人四处采访，骄傲地宣称‘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他们进进出出、走南闯北，我呢，只能在木板房里死扛。”鲜明的对比，让崔永元心里有了怨气，也越发觉得无聊。
更多的时候，崔永元会选择回家向父母倒苦水。“为人父母者，都对自己的子女有最大的耐心。我母亲常年做居委会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套，一张嘴，总能让节目报‘升格’，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转。做政委的父亲退休后不太搞言传，开始琢磨身教，总会像邮递员一样把我办的报纸塞得满院子都是。”
1986年年底，电台综合节目部筹备了一个新栏目叫《午间半小时》，崔永元“削尖脑袋，钻了进去”。接下来的那段日子，因为采访，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终于开始了自己梦想的记者生涯。
可后来，崔永元又开始“见异思迁”，想出去干点“私活儿”。这一干，就干到了中央电视台。
开拓中国的“脱口秀”
1992年底，崔永元经同学引荐，有机会参与了央视《东方时空》的筹办和策划事宜。
一天，崔永元的同学时间忽然找到他：“你能不能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什么节目？”“《东方之子》，都是采访中国很有名的人。”当时，崔永元只是很含糊地应付了一下。
那天晚上，崔永元回到家，站到镜子面前，越照越没有信心：“如果有一天，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这么样一个崔永元出来了，他们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就这样，崔永元选择了放弃。
1996年3 月，央视计划推出一档全新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让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就社会生活或人生体验的某一个话题展开直接对话。
当时，谈话节目在中国电视界还是一个空白，几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一连试镜十几位主持人，到节目开播前几天，还是觉得不够满意。大家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时间突然又想起了老同学崔永元。一头雾水的崔永元这次决定去试试。
第一个样片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录制的头一天晚上，崔永元做了大量准备，摘抄了20多张纸的名言警句，背个不停。“第二天，录制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我脸上虽然看不出紧张，但腿一直在哆嗦。我当时就想，先上去说一段，要是成，我就接着说，不成，立马打道回府，再也不干这个。”
节目开录，崔永元上场，和大家问好，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和离得近的人握手，开始入题。其间，偶尔插个笑话，立时赢得满堂笑声，效果非常好……
样片一共做了5期，台领导终于拍板：就是崔永元了。就这样，1996年3月16日早晨，第一集《实话实说》——《谁来保护消费者》播出，崔永元第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央视大屏幕上。
崔永元的校友、现为浙江电视台著名制片人的亚妮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天生有一种平民感，放在人群里几乎找不出来，却又很有想法，有一种冷幽默和极强的现场控制能力。”据她分析，这似乎也是崔永元能让《实话实说》打响的最大原因。更有专家评价说：“《实话实说》在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中无疑具有拓荒性。”
于是，半年后，《实话实说》的收视率一路飙升，成了央视的名牌栏目，崔永元也随之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嘴”。1999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根据《实话实说》栏目形式编排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次年年底，《实话实说》被调整到央视一套周日的黄金档播出……
但崔永元总是开玩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不算好，因为拗口，所以不好记，以至于我的名字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数百次，还是没有多少人记得，人们还是习惯喊我‘实话实说’。”
追求过、痛苦过、反思过
我还没找到幸福
本刊记者 刘畅
2012年1月8日下午，崔永元“翘掉”当天的中国慈善年会，专程跑到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为外来打工者主持他们的春节联欢晚会。事后，面对媒体的追问，他一再表示，自己没那么高尚，“只是打工春晚先约(我)的，就这么简单”。
崔永元就是这么一个人。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沉淀之后，这个世界在他眼中，或许真的“不过如此”。可他想说的，或者能做的，还有很多……
希望少些人身攻击多些观点交锋
崔永元在主持人的舞台上活跃了十几年，在业内乃至文化圈，都算得上资深，看问题的角度，也常透着犀利。
前段时间，方舟子和韩寒之间展开论战。这两个人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我本来也想参与，但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中，起哄、打架、围观，什么样的心态都有，这事慢慢地变成了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掐架”，让人觉得挺伤心的。其实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互掐。我希望，从“方韩论战”开始，社会上能出现越来越多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而不是人身攻击，这样才能留给社会更多思考。
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一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但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我在主持过程中，常常感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运用起来捉襟见肘，这也从某个方面制约了我主持节目的质量。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所缺的知识，首先不是外语，不是电脑，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
两会期间，有人问我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发展。要我说，现在的“文化大发展”更多的只是一句口号，不少人动辄花几个亿建个艺术家园区，但艺术家又不是动物，弄个园子给他们就繁荣了？很多地方更是热衷于将很多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艺术家圈在一起，建一个艺术中心，可其实他们一年也去不了一次。所以我想，要想实现文化的发展，首先应该尊重自己的文化，如果连个故居都保护不好，想拆就拆，谈何发展？另外，要会吸收外来文化有营养的部分，比如多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引进一些国外好的艺术电影，而不仅仅考虑到票房和商业效益，一味引进好莱坞大片。我们的教育，也不能再以分数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社会价值观决定了社会判断。
做人要往道德上线靠拢
一直以来，“良心”都是崔永元挂在嘴边的词，甚至有人说他有“道德洁癖”。
我并没什么“道德洁癖”，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在两条线内游荡，一条是底线，叫法律；一条是上线，叫道德。所有的人都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游荡，好的人离上线比较近，差的人接近底线，最差的人逾越底线。
打个比方，当我往上线靠的时候，我不光要保持清廉，保持生活的低水准，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当我接近底线的时候，财源滚滚，名声大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你怎么选择？当你选择接近底线的时候，甚至无可指责，无可厚非，你没有触犯法律，派出所都不管你。
但是我在传媒业磨练了这么多年，体会到了传媒的力量。传媒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态度，它的责任太大了，它的良心太重要了。如果我们都用底线来要求传媒，那么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出现偏离和误差。所以，如果说传媒人也能算是文化人的一部分，甚至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是不是应该往上线靠得近一点？
也不是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舒服的方式就是妥协，但我要的是“宁死不屈”。
大家一起“给孩子加个菜”
2006年，崔永元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启动“乡村教师培训计划”，每年从全国选出百余名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进京，或交流授课经验，或培训专业技能，或购买书籍用品，然后让他们将在京的所见所闻所感带回去，一一讲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听。2011年3月，崔永元又通过微博呼吁，给广西都安县16025名吃了9年“黄豆蒸饭”的在校寄宿生“加个菜”。公益，成了近些年来崔永元身上的另一个关键词。
很多人都问，“小崔，你做某件事的动因是什么？怎么想的？”事实上，我做很多事情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从不考虑得那么复杂。就好像我发起“给孩子加个菜”时，只是觉得不能再让孩子们顿顿吃黄豆。本来想和志愿者们一起将买来的罐头、方便面背上山，和孩子们一起吃一顿，后来志愿者们提出，应该征集善款改厨房、请厨师，进行长期救助，我们就通过网络将这个项目越做越大，帮助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我做主持人这些年，体会了社会各层面的冷暖，有时难免觉得这个时代太“二”了。但这个职业也的确让我有更多的能量和号召力来帮助别人。我原来总觉得，在这个时代，除了抱怨，除了一起咒骂，再找不到别的应对招数，但我现在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力量特别大，我们的一个举手之劳，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和状态。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觉得自己的内心变得特别强大。
精神上的追求最重要
一次采访结束时，记者陪崔永元一路走到停车场。他感慨，现在只有一个感觉：自己真的老了。有时开车出门，走到半路，他会突然大脑短路，想不起自己家应该怎么走；春天了，病症容易复发，睡眠又变得不太好，只得加大安眠药的剂量，然后尽量缩减各种工作；夜里两三点看书、更新微博，早晨5点睡觉，12点起床，下午开始正常工作，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20岁的时候，我的体力和精力允许我对任何事都感兴趣，都能抡几棒子，却没有方向感。到了30岁，已经入职很长时间，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希望自己能运用舆论的手段改变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40不惑，真的不惑，我不知道是我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还是所有人到这个年龄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忽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能不被别人改变，就已经够牛的了。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还能坚持自己，是不是还能干点儿正事，还能做到不伤害别人。40岁以后是过得最难的时候。
我早早就知道，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而是精神上的追求，所以我早早就进入了追求思想幸福的过程。这可能是最幸福的，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