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去年11月份以来，美国“重返亚洲”呼声日高，也摆开了阵势。观察者们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有的大声疾呼，主张备战；有的宣称中美开始新冷战；也有人提醒不能“求”着与美国为敌……但讨论的同时，人们大多时候各说各话，对美国“重返亚洲”的描述不很清晰。到底什么才是美国“重返亚洲”的确切概念？它的现实表现又有哪些？中国到底该如何应对？对此，中国外交官、前驻印度、波兰大使裴远颖进行了详细阐述。此前我们曾分期推出过，现集中发布，以便阅读。（作者原题：美国对外战略重点东移纵横谈）

先咬清美国“重返亚洲”的概念

关于美国的这次战略调整，有各种不同的提法，如“美国战略调整”、“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美国战略东移”、“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战略重点东移”等等。如何才能确切地表达呢？为此需要对几个概念进行辩析。

首先，是“国家战略”还是“对外战略”？现在讨论的“美国战略”，显然是指美国的对外战略，而不是指美国的国家战略，一个国家的国家战略，是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总体战略。因此，此处以提“美国对外战略”为妥。当然，在明确了这个区别之后，简称“美国战略”也未尝不可。

其次，是“重心”还是“重点”？重心和重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相互替换。重心，一般是指事物客观存在的特性，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战略是一种谋划，和计划、设想、方案、思想、文章等一样，是精神领域的产物，属于主观范畴，因此，战略只有重点，而无所谓重心。正如我们可以说，一篇文章的重点是什么，而不能说它的重心如何如何。从词义的角度看，在这里用“战略重点”较为确切。

再次，是“亚太”还是“亚洲”？战略重点东移，移至何处？是亚太还是亚洲？美国人说的是亚太，但实际上主要是指亚洲地区，确切地说，指的是濒临西太平洋的东亚地区（东北亚和东南亚）、邻近西太平洋的印度洋南亚地区以及地理上与东南亚一脉相承的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即一般意义上的亚洲地区。而亚太的范围则包括太平洋的东岸，与亚洲地区并不重合。美国强调亚太，是为了强化它的区域归属感，因为美国不属于亚洲，但属于太平洋沿岸地区。其实，明眼人心里都明白，无论是亚太还是亚洲，“东移”的矛头所指，主要还是正在崛起的位于亚洲地区的中国。

第四，是“调整”还是“东移”？“调整”的提法当然可用，但“调整”一词过于宽泛，“东移”则显示了具体方向。

最后，是“已经东移”还是“正在东移”？从目前情况看，“东移”的过程还没有完全完成，还有一系列措施有待推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过程的方向已定，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也已经显现。

美国东移悄然加速

二战以后，美国的战略重点一直在欧洲。越南战争高潮时期，美军在越南多达50万，当时有人认为，美国战略重点已经东移至亚洲。后来，当中东冲突频仍、战火绵延之际，又有人认为重点已转移至中东。但事实证明，这些论断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战略的重点并不取决于动用兵力的多寡、战事疏密，而是要看政治、经济、军事综合投入的规模和力度。冷战时期，欧洲是美国和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争夺的焦点，是世界财富最集中、美国对外贸易额和投资量最大的地区，是为美国根本利益所系的地区，当时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应是没有疑义的。即使在冷战后的一段时期，欧洲仍是美国关注的重点。

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在各个领域中进步迅速，四小龙、东盟国家、中国、印度等先后崛起，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地缘政治地位大大提升。在经济方面，包括中日韩、东盟10国和印度在内的大东亚地区已成为主要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之一，其经济总量、外贸总量、市场容量、外汇储备总量均超过美国和欧盟；在地缘政治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亚洲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日益提高，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加强。而与此同时，美欧受金融、债务危机的困扰，经济持续低迷，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分量相对下降，从而使亚洲的地位更为突出。其结果是，世界重心逐步从欧洲向亚洲转移。这是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

美国为了维系其世界霸权和全球战略利益，需要适应这一重大变化，因而逐步加大对亚洲地区的投入，最终将战略重点转移至这一地区，这是势所必然的。

世界重心的变化是美国战略重点东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他还有：抢占亚洲市场，开拓产品出口，为经济纾困：制造外交亮点，转移国内视线，为选战服务等）。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战略重点东移，也加强了亚洲作为世界重心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过程。如果说，美国拼凑东南亚同盟条约组织、卷入朝战和越战是“东移”的先声，那么，冷战结束后就进入实质性的运作了。新世纪开始以来，美国明显加大对亚洲地区的投入，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强化同日韩澳的同盟，大力卷入朝鲜半岛事务，积极渗透蒙古和中亚，极力拉拢印度越南。随着世界重心的变化，美国加速了战略重点东移的进程。

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有起伏、有波折的。“9·11”事件即为一例。“9·11”其实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多大伤害，相反，这一事件当时还加强了美国内部的凝聚力，博得了世界的同情。美国政府看准这个机会，把战略注意力再次移到中东。在反恐旗帜的掩护下，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实这两场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同反恐并没有多大关系，发动战争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全面控制和改造中东这个战略要地和世界最大的石油产地。伊拉克战事得手后，美即提出了大中东计划，其真实目的至此已经昭然若揭。事实证明，“9·11”后的反恐，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争取人心的手段而已。当这两场战争事实上已经失败，美国不得不黯然撤军时，“东移”的进程又悄然加速了。

美国想建“亚洲版北约”？

2011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称，美国将“把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正式吹响了“东移”的号角。美国实施“东移”，主要是从经贸、军事、外交、多边四个方面展开的。

经贸方面：大东亚地区是美国外贸及出口和投资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现在，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贸易额和投资量（包括直接投资及各种金融、债务投资）已超过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额和投资量。在这个基础上，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亚洲的出口、加强同亚洲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合作。其重点是：控制能源产地和能源运输通道，以此作为对付经济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美国在中亚和缅甸的工作似可作从这个角度解读）；大力推动产品出口，以振兴美国国内产业；以经济纽带绑定亚洲国家，使其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听命于美。

军事方面：目前美在亚太前沿的驻军数量已超过驻欧部队。美国现阶段的主要军事目标，是加强对西太平洋的掌控，以构造对中国的围堵之势。首先，美国前沿兵力以前集中在我国东面，现拟以保护所谓南海通航自由和保护盟国名义，扩展到我国南面，酝酿在南海常驻航母舰群或常规舰群；其次，强化关岛的军事地位，使其成为亚太地区军事部署、调度、投放中心，同时加大对太平洋三个岛链的军事基地和兵力投入；第三，将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驻军，准备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甚至越南等国建立永久性的“联络办公室”，定期派部队到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进行训练。

外交方面：美国的动向是，尽力拉拢越南、印度，使它们向美国的战略意图靠拢；企图利用南海问题，挑拨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希拉里掀起访问东南亚的旋风，并引人注目地对美国长期制裁的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举行美、日、印首次三边对话；多次企图将美日澳联盟扩大到印度；继续渗透中亚和蒙古，试图分化上合组织；加紧编织所谓的亚太联盟网、新的安全伙伴关系网，或明或暗地为“亚洲版北约”招魂。

多边方面：重视亚洲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大力经营亚太多边事务。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首次出席东亚峰会，美方表示，这是“落实美国全球战略重大的重新定向”，强调美国此次与会是要“确立议程与将其变成解决外交安全问题的主要机构”，意欲改造并主导这个机制。更引人瞩目的是，会上美国提出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意在建立以美国主导的新机制，重塑亚太经济秩序，削弱现有东亚合作机制的作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意有所指地声称，“其他国家若想参与TPP，则须符合同样的高标准，包括知识产权、劳动力及国有企业等。”排斥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其实难以得心应手

当前，美国推行“东移”，在国内和外部都面临诸多困难，实在难以得心应手。

美国国内问题陷入困境，是牵制因素之一。经济上，它深陷金融危机，不是短期能摆脱的。这次危机，是美国制度性的危机，是长期寅吃卯粮、监管失灵的恶果集中爆发，不进行深刻改革，经济是难以复苏的。同时，社会矛盾加剧，“占领华尔街”行动的影响将长期显现。还有，今年正值美国大选之年，两党斗争激烈，不易形成共识。

中东危局，是牵制因素之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伊拉克、阿富汗的撤退尚未完成，在中东又有燃眉之急。伊朗坐大，已成美国的心腹之患；叙利亚顽强反抗，美也苦无良策。在中东长期的苦心经营，却酿成了苦果。美要脱身中东，谈何容易。

俄美矛盾深化，是牵制因素之三。普京的回归宣告两国关系“重启”无疾而终。美俄矛盾虽然不意味着两国将走向正面对抗，但带来的烦恼之多，是不能轻易摆脱的。

此外，欧洲债务危机像是一条长长的隧道，还看不到尽头，指望盟国的战略支援，注定只是奢望。这是牵制因素之四。

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施行离间计，终究会被识破。这是牵制因素之五。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着利益共同性的牢固基础，挑拨离间可以起作用于一时，但不能长久。何况美国现在“重返亚洲”，明明是要挤占市场，损害有关国家利益，美国靠不住，他们难道不会明白过来吗？

中国要看得更广些

“东移”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对于“东移”应详加研究，妥善应对。

一方面，中美之间存在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即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霸权的矛盾。无论从中国的实力还是从中国的政策看，中国不可能威胁美国，这一点美国自己也很清楚，但是，在美国看来，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势必会对美国的霸权（现阶段主要是在西太平洋区域的霸权）构成挑战。“东移”表明，美国认为，中国是主要对手，必须遏制中国的崛起，降低霸权受到挑战的风险。这是美国“遏制”政策的来由。

另一方面，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中国与美国之间，相互依存度很高，而且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如政治外交领域）也是如此。如果听任矛盾的发展，摩擦升级，甚至发生冲突，那么双方不但不能从相互依存中得利，而且会导致大家都不愿见到的两败俱伤的后果。因此，美国也呼吁加强合作，“同舟共济”。这是“接触”政策的来由。面对这一两重性，双方只有控制矛盾的发展，加大合作的力度，以期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毕竟“太平洋足够大”，回旋的空间还是有的。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对外战略，这个战略不仅是面对美国的，也是面对全世界的。放眼全局、立足长远，目光不要仅仅限于“东移”，而是要放眼世界，不要仅仅估量现状如何如何，而是要立足于长期的目标，着眼于发展壮大自己（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影响力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立我国外交战略重点，分清轻重缓急的次序，精心构建对我更有利的外交格局，独立自主地处理现实问题。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同周边国家、大国、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当前，要特别注意巩固周边，强化同金砖国家的合作，在G20机制、上合组织、10+1、10+3、中日韩自贸区等方面多下功夫。

对于国际形势中的变化，要注意保持良好心态，戒浮躁、戒冲动，冷静沉着，淡定从容，后发制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曰，“上善若水”。要像水那样，“居善地”（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和处境）、“心善渊”（广阔的心胸和恢弘的气度）、“与善仁”（与人为善，有亲和力）、“言善信”(言论讲究信义，占领道德制高点)“政善治”（办事有章法，避免无意义的反复）、“事善能”（储备足够的能力以完成自己的事业）、“动善时”（善择时机，既不轻举妄动，也不麻木不仁）。古人的智慧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