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美华，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抗日战争台籍老兵。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郭思远摄
【编者按】狼烟四起，烽火连天，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或许只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而对那些亲历战争的大陆台籍老兵来说，战争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真实滋味，概莫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真切体会。
如今战争岁月已远去，但他们都在以自己方式，记录那个岁月发生的故事。中国新闻网台湾频道推出主题策划《战争与和平，台湾籍老兵的故事》，寻访曾参与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的台湾籍老兵，揭示历史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战争与和平的烙印。
寻访大陆台籍老兵·台湾记忆:寒苦童年 受骗当兵
中新网北京7月31日电(郭思远)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历史翻过新一页。那一天，有两位正在念华北军政大学的年轻台湾籍士兵站在观礼台。一位是台湾新竹高山泰雅族人田富达，一位是台湾苗栗人黄清旺。
同在彼时，台籍士兵徐兆麟正在上海台湾干部训练团学习，而曾参与过抗日战争的两位台籍士兵杨美华和何标，在1949年10月前后，分别赴福建和上海开展对台工作。
这个时刻，也迎来了台籍老兵的人生转折……
【抗日烽火】留学女兵归国抗战，地下战斗现英烈
自甲午中日战争后，台湾长期受到日本殖民统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八年抗战烽火再起，一批生于台湾或籍贯台湾的青年通过各种渠道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
留学女兵
1945年2月，杨美华还差半年就可从大学毕业，但她毅然离开东京回到祖国大陆。当时也有同学劝她，何不先毕业，再等战争结束后回到台湾，也同样可以报效国家。
“我想，我是中国人，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祖国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只要能踏上祖国的土地，为祖国母亲尽微薄之力，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杨美华说。
从日本要想回到祖国何其容易？当时美国飞机正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并已占领冲绳岛。杨美华如果到祖国大陆，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安全通过朝鲜海峡，而且还有被鱼雷击中葬身大海的危险。
当时，她就去询问一个渔民，如何才能越过这些屏障。渔民告诉她，“带上一瓶好酒，再带上三丈长的宽白布带，一旦渡船中雷，人掉进海时用得着。”
据说，鲨鱼在海中袭击猎物时，要比身长，如果比它长，就不敢靠近，而且害怕白色，因此，带上白布带为了避鲨鱼的。而带上一瓶酒，是因为喝酒能够保持体温。
为躲避飞机，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她上了日本九州门的船。经过一个晚上航行，第二天天刚亮就到了朝鲜釜山港。然后在釜山坐火车，3天3夜后进入山海关，途中还遇到了三次空袭。
经过6、7天的危险旅程，杨美华到达了华北轻金属公司设在沦陷区山东张店附近的南定铝厂，在医务室工作。
1945年6月，八路军一位地下工作者秘密进入厂内，和杨美华见了面，并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希望她能够参加抗日战争，等到机会成熟，将带她到解放区去。
“当时我的心情激动万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即将投入抗日的战斗了。从那以后，我一方面开始搜集了解厂里日本人的活动情况，另一方面抓紧学习中国话，做中国服装，随时准备奔赴解放区。”杨美华说。
1945年8月15日，杨美华秘密收听冲绳美国之音，得知日本投降了，她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随后，她很快收到八路军的通知，让其尽快离开铝厂到解放区去。
学生时代的杨美华，长得白白净净，还带有些书香气。有人就说，要从沦陷区到解放区去，需要过很多日伪的关卡，最好让杨美华在外面晒黑点，当过关卡是，不要说话，就当哑巴。
过关卡那天，杨美华打扮成当地老百姓的样子，后来躲到张店街里一位中国同事家中。不久，八路军渤海区恒台县委派了交通员，把她接到了解放区。
到达解放区后，她被安排在渤海军区三分区野战医院工作。“第一次穿上军装，我心里激动的不知道怎么表达，我想起了东京上医学院是读过的小说《女兵》，很想照镜子看看，但没能找到镜子。我学习行举手礼，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练时很威风，真要给别人行礼是，却又很不好意了。”
不久，由于前线需要日本翻译，杨美华被调到渤海军区三分区敌工科工作。向日军据点展开工作，都是夜间进行的。天黑出发，深夜归来。如果路远，不能回来时，就在回来的路上，找一个村庄住下来。
当时，夜间活动在前线的只有杨美华一个女同志，每次都给她单独准备房间。在边缘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交接的地方)，为了保护她的安全，就让她与比较穷的农家老大娘同炕过夜。
有一次，执行任务后，夜已深，还下着雨，只能借宿老乡家。找房子的同志汇报说，老乡们已经熟睡，又首次到达这个村庄，不好给杨美华单独安排房间。在找到的一间大屋子里，炕上挤挤能睡7、8个男同志，但杨美华只能住外面大房子放的棺材里(房主是买棺材的)，大家一听都笑了。
然后，几个同志把棺材抬下来，打盖开，让杨美华睡进去。有同志还开玩笑说，要把盖子盖上，她用脚使劲踢表示反抗。杨美华说，“刚开始，我有些害怕，后来感觉有一股很香的木头气味，一个人不大不小正合适，这一夜我睡得格外香甜。”
地下工作
何标，原名张光正，台湾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作家张我军的长子。因缘际会，1926年他出生北平(现为北京)，并在此长大。曾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在抗日战争期间，何标一直从事地下党工作。1942年8月，何标考入北京志成中学高中部。在高二第二学期时，身边有两个同学突然辍学离京，参加抗战(一年后，他才陆续得知)，那时候，对他参加抗战就开始心生向往。
那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在文学方面，从五四新文化到鲁迅杂文，再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在时事方面，阅读了抗战前出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书刊；在理论方面，阅读了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书刊。
1943年冬，何标和同学们自行成立了“拓荒垦殖小组”的秘密组织，其宗旨为信奉马列主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联合抗日分子，并寻求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同时，与当时北京进步学生团体“海燕社”取得联系，进行发展工作。事后，何标才得知，当时晋察冀城工部已派人对“海燕社”进行秘密联系和指导工作。
1944年7月末，何标有个同学叫徐国光，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派回北京工作，以宣武区内顺城街北方中学高三学生的身份作为掩护。徐国光要何标再找一两位同学，编辑出版《台风》的油印刊物，在熟悉的同学间散发流传。
徐国光原定1945年初带何标去根据地，但因联系不畅，直到1945年3月26日才成行。在临行前一晚，何标因为过度兴奋而失眠，导致26日拂晓倦极入睡，错过了与徐国光约好的见面时间。
徐国光左等右等不见何标身影，情急之下，闯进西单南大街路西行人道上的警察阁子，拿起电话就给何标打电话。值班的伪警察还没醒过神来，只见身穿棉袄的黑脸汉子，动作粗鲁，态度蛮横，还以为是日伪小特务在办案，所以问都没敢问。
何标在家里自己的房子里被电话吵醒，猛然一跃身，提起行李，就溜出家门，急速赶到约好的地方找徐国光。他们一路8人从前门火车站上车，在定县下火车以后，在当地交通员的引导下，绕过日军岗楼，通过封锁沟，最后到达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学习三个月后，何标又被送回北平。他有两个任务，一是动员他父亲张我军去抗日根据地，张我军同意了，但因为当时与根据地联系不便的原因，所以没有成行；二是要考进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从事瓦解伪军的潜伏工作。
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是由日本教官当家，施行法西斯式管理，目的是培养侵华日军的帮凶。当时，何标进入该校后，家人很不理解，只有他父亲了解他从事抗日秘密活动的真相。
何标进入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没多长时间，日本就投降了，随后，国民党接受了该校。当时，国民党要求学员穿上国民党部队的军服，假冒“国军”接受保定，并改番号为河北省保安干部训练所。这时，何标的任务发生了转变，由原来颠覆日伪转变为瓦解国民党。
由于潜伏工作时间长了，何标的身份也开始遭到怀疑，快要待不下去了。此时，何标的舅舅、国民党少将罗文浩奉命接收河北省保安干部训练所。
他知道何标离家后又进入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心中也有所怀疑，但因为是亲戚，也没有拿何标怎么着。最终，何标还是托他的关系，以考大学的名义从保定脱身。
坚持战斗
虽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但战争并没有结束，还有接收投降和遣送日俘等工作。当时，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中央军”缴械，不向共产党八路军投降。
杨美华说，胶济路沿线被八路军围困在据点、炮楼的日伪军，还继续顽固抵抗，为了夺取抗体战争的彻底胜利，八路军向龟缩在各据点的日军，开展强大的政治瓦解攻势。
经过日本反法西斯战争联盟的几位日本同志喊话，在胶济线新店车站据点的日军表示，不向八路军缴械是上级的命令，违令将受军法处置。据称，据点仓库有几十支枪，4、5箱子弹(约3万发)可以偷偷交给八路军，但需要派人去谈判。
当时在八路军方面，由渤海军区敌工科科长郭祝平负责与日军谈判，杨美华担任翻译。谈判是夜间进行的，日军方面是一个副队长出面。郭祝平表示，对于日军仓库里面的枪支弹药，八路军都不要，要求日军早日缴械投降，八路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缴械不杀，并让他们从青岛乘船会日本，早日与家人团圆。
虽然副队长对八路军很尊重，一口一个“阁下”，但不向八路军缴械投降是上级的命令，如违反命令，即使回国也会被军法处置。谈判进行了一段时间，夜已深，郭祝平表示，回去请示领导后，再约下次谈判时间。
杨美华说：“我生平第一次接触这么严肃的场面，心中有些紧张，但感到别别有意义。回想起在台湾时，看着穿军服的日本兵都是躲得远远的，现在是日本军官对我们恭恭敬敬的，心里感到很荣耀！”
过了不久，又进行了第二次谈判。郭祝平进到据点，与日军队长见了面，并传达了八路军上级领导的意思。他说，既然日军缴械有困难，但必须答应一个条件，当八路军解决辛店街口伪军时，要求日军不能放一枪一炮，不得支援伪军。队长思考一会儿后，答应了。
后来，八路军攻打辛店街里的伪军据点，顺利解决了伪军一个团，新店火车站据点的日军，没有放一枪一炮。
由于胶济路不通车，放下武器的日军官兵和平民都步行到青岛乘船回日本，路上经常有人袭击他们。八路军处于人道主义，派出工作队，在铁路沿线接待站护送他们，当时杨美华作为翻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这些工作使日军官兵伸手感动，临别时，许多人握着工作队员的手，表示痛心和悔过。”杨美华说，“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回忆起来，当时的情境，仍历历在目。”
另一位抗战台籍老兵何标在日本投降后，依然留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担任秘密工作。
1945年10月，当时八路军的先头部队已打到北平郊区。经何标安排，他父亲张我军应邀出城，与驻扎在西郊的一位八路军干部、也是张我军的学生甄华同志秘密见面。
那天清晨，何标与父亲张我军各骑一辆自行车，从手帕口胡同来到西四南大街，另一个骑车人在20、30米外等候接头。
何标说：“我压低声音告诉父亲悄悄与那人出城，到妙峰山下八路军某部驻地与负责人相会，并叮嘱他一路小心，就是目送着他骑车离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