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股暴戾之气正像幽灵一样在很多国家蔓延———有人为发泄不满采取的极端言行，居然在网络时代可以引来一些人的“叫好”甚至欢呼。在中东，有网民为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9月11日的抗议潮中被炸死拍手称快。在日本，变态的女网民把滥杀无辜者捧为“型男”，纷纷示爱。在美国，穆斯林无端承受着社会戾气带来的歧视。在欧洲，趁火打劫有时竟成“正义之举”。在中国，一些“确有冤屈”的人报复社会时采取的极端行为，也会得到某些人的“赞许”。这股不良社会风气产生的原因在促使各国政府反思。同时，在东西方国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鼓励极端言行的舆论氛围最终损害的都是社会的长远利益。为挽救“社会良心”，各国都在苦寻对策。

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不断在东西方上演着

在英国伦敦东北部的卫星城镇托特纳姆，从地铁站出来就能看到远处一栋烧得发黑的大楼，那是去年8月英格兰骚乱期间对现实感到不满的年轻人点燃的第一栋高层建筑。在英国人的“生活字典”里，有一个词“YOB”被解释为“流氓无赖”，每当人们用到这个词时，总是流露出不屑和鄙视的神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制造骚乱的“YOB们”却得到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欣赏”，他们在网络上为打砸抢烧的行为助威。英国《前景》杂志说，“社会中出现的这种舆论，远比市面上出现的骚乱更令人忧心”。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誓要对这种在社会中“蔓延的道德沦丧发起反击”。

今年7月4日，德国西南部城市卡尔斯鲁厄发生一起命案。当几名执法人员和房主强制要求交不起房租的房客搬走时，房客枪杀4人后自杀。在德国网络论坛、“脸谱”等社交网站上，有人对案犯表示同情，说“他不过是表达了绝望情绪”，当地政府应该为房租太贵负责。甚至还有人宣称，如果换成自己也会动手。对此，德国《柏林日报》认为，凶犯因长期失业对社会心怀不满，被强制搬家让其情绪爆发、失去理智，但无论如何，他的犯罪行为不该受到同情。

日本也弥漫着一股社会戾气。2008年6月8日中午，东京秋叶原发生杀人血案，“80后”青年加藤智大因与同事关系僵化产生厌世情绪，他在闹市驾驶卡车撞击、挥刀砍杀路人，最终造成7死10伤。想不到是，在受审期间，加藤将作案过程和心理写成一本名为《解》的书，一些人买书做报复社会的参考资料，并对加藤表示同情。

无独有偶，2007年奸杀英国籍女教师的日本青年市桥达也在2009年落网后，把作案和靠整容逃亡的经历写成书，并在半年内赚取了1000万日元的版税。虽然市桥曾表示，想把这些钱交给受害者家属，但对方并不领情，骂他是“日本的耻辱”。不过，有一批日本女网民却不以为耻，反而在网上向市桥示爱，并为他求情。有网民表示，市桥被捕时的容貌神似一个著名的演员兼小说家，有种颓废美感，因此“很想嫁给他”。

近年来，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反社会性案件就是“国宝第一号”崇礼门被人为纵火事件。2008年2月10日，年近70岁的首尔市民蔡某因对拆迁和土地赔偿问题不满，蓄意烧毁崇礼门。据蔡某供述，他曾想过要纵火烧毁宗庙或制造火车事故，后因为“无法接近”和担心导致很多人死伤而“于心不忍”。蔡某纵火报复社会的行为引发韩国人的不满，要求必须对其严惩。但也有个别网民表示同情说：“我们的财产遭受损失，反复申诉都没有结果，会不会去报复社会呢？我反而感谢蔡某没有在地铁或火车上纵火。”好在，这种同情蔡某的情绪在韩国并没有形成气候。

不良情绪背后有复杂社会原因

有韩国心理学专家认为，蔡某属于“反社会型性格障碍”，这种心理疾病起因于社会矛盾，患者容易冲动，对他人使用暴力，而且始终认为自己没错，一切都是别人的错。但西方学者认为，出现报复社会的事件以及为这种极端行为叫好的现象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原因。

德国柏林社会学家马塞尔·哈森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社会戾气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不仅中国有，西方国家也有。在欧洲，欧债危机导致各国经济衰退，出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等社会矛盾，引发部分民众情绪失控。在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会出现很多预料不到的问题，民众认为在这些问题背后有司法不公、分配不公等深层次矛盾。但相似之处是，这些社会情绪借助网络有蔓延之势。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学者提姆·芬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为极端行为叫好的不良社会情绪久聚不散，反映出英国社会“积怨太深”。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中的贫穷面长期被人遗忘，政府的一些福利和就业帮助并没有满足青年人特别是外来移民的要求。所以，当一些人趁火打劫，冲进店铺抢商品也被看成是“正义之举”，而警方大多只定性为“这是穷光蛋们的流氓滋事”。

近年来，美国的社会矛盾多源于贫富差距扩大、族裔冲突、宗教和文化碰撞以及社会价值理念不同。蝙蝠侠电影放映时的杀戮、锡克寺庙门口的枪杀和不断发生的枪击案件，似乎表明悲观情绪正在美国蔓延。在美国，也不时有对极端暴力行为的纵容和辩护之声。“9·11”事件发生后，部分美国民众对穆斯林社区的歧视现象很严重，一些人采取极端行动，如反对修建清真寺的广告出现在纽约公交车车身上，有学生在得知出租车司机是穆斯林后将其刺伤，还有基督教牧师提议将9月11日定为“国际焚烧《古兰经》日”。这股持续不断的反穆斯林风气跟媒体渲染大有关系。《环球时报》记者听到过在美国的穆斯林学生抱怨：“像福克斯电视台之类的媒体从不正确引导民众，反而经常播丑化我们的节目。”

美国社会的暴戾之气很多时候还有更复杂的原因。美国皮尤中心今年6月发表的一份民调显示，与过去25年的任何时期相比，目前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基本信念因党派之争而产生严重的极化现象。如在堕胎问题上，保守派和自由派各执己见，甚至发生过堕胎医生在参加宗教活动时被反堕胎人士枪杀，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被炸、被烧等极端案例。有分析认为，美国两党的极端意见渗入到普通民众中，政治精英设置议程并且强迫普通民众做出极端选择。加之偏左或偏右的媒体不断煽风点火，社交网络又使得持有极端意见的人方便交流，更加强化了他们心里的极端观点。

对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极端社会情绪，国际媒体也有所议论。韩国《每日经济》2010年曾评论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底层弱势群体不断积压着自己的愤怒，一旦遇到事情就会爆发，但“轻视人命”的风潮不应随意扩散。奥地利《新闻报》8月3日报道说，“中国人在网络上表示不满”，在任何国家，社交网站都没有像中国那样应用广泛。文章说，中国民众对环境污染、工资拖欠、野蛮执法、土地强征等问题的不满如果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容易演变为对抗行为。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去年5月曾在题为“五道杠：中国年轻政治新星”一文中说，中国互联网热议一个13岁“政治神童”，不少网民对这个少年戴的“五道杠”甚至长相冷嘲热讽，但人们把对官场的不满加在一个孩子身上，把他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是不道德的。

依靠法治消除戾气

埃及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政权更替，但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首都开罗治安恶化、经常停电，一些民众怨声载道，甚至起哄责骂政府无能。埃及《共和国报》评论说，这些社会戾气实际上产生一种“负能量”，通过吵吵嚷嚷使政府陷入尴尬，结果却于事无补。前不久，一名埃及年轻人因失业在总统府门前自焚，有网民表示，弱者就应通过这样的极端方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也有人认为“这样不理智，是疯子的表现，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这样，那么国家和社会岂不乱了套”。“所有埃及人党”的一位副主席说，类似惨剧不应再发生，事情完全可以通过更好的方式得到妥善处理。

如何以更好方式妥善处理社会戾气正成为一个国际性课题。去年8月，美国白宫发布防范国内暴力极端主义的新战略，强调要充分发挥社区的参与性，而联邦政府扮演支持和辅助的角色。根据这个新战略，社区是发现、应对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最佳层面。在支持以社区为核心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工作中，联邦政府也需要与居民积极互动、密切监视网络、提供必要的支持。

德国社会学家哈森认为，相对中国来说，德国人碰到不满事件往往寻求法律。德国有很多机构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可以避免民众与政府的矛盾激化。德国主流媒体也会扮演“灭火器”作用，及时对容易引起争议的事件进行深度报道，帮民众进行理性分析。遇到潜在的社会危机时，德国的学者、名流也会出来扮演“社会良心”的作用，平息矛盾。哈森告诉记者，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单位，如果确实有失职问题，应及时进行真诚道歉，说明情况。但如果有人恶意煽动或伤及无辜，也要依法处理。

社会戾气多存在于网络之中。曾供职于北海道网走市社会科的主管石冢贵子女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日本，为极端行为叫好的社会现象主要集中在网络上，而日本对网络的管理存在疏漏，有些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在网络上表示喜欢加藤、市桥的“粉丝”完全是出于个人冲动，如果将他们置于这两人的死亡威胁之下，那他们就知道什么叫恐怖了。

去年7月挪威发生爆炸和枪击案后，有暴力倾向的德国极右翼组织利用社交网络、网络电台等途径，借机宣传新纳粹主义。实际上，在德国宣扬纳粹不仅受到舆论批判，重则还会被判刑。德国电视1台一名女主播就曾因肯定纳粹时期的某些政策而被开除。德国《图片报》当时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针对网络上的极端主义言论和宣扬暴力的内容，德国警方和宪法保护机构应加强管理措施，及时删除或屏蔽网络上的相关内容。由此可见，不鼓励社会暴戾之气和压制各种不良社会风气，在各国都能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