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升初混战：有家长给孩子报7个奥数班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不该发生的战争过去把高考称为走“独木桥”，现在小升初更像“走钢丝”。人生的决战，越来越提前了。中国周刊记者 刘畅 北京报道这个夏天，老王五年级的儿子，正面临人生第一次重大考验：和一群“牛孩”竞争，考进一所顶尖初中。为了这场小升初战役，老王已经足足准备了四年。难题这其实不是一道数学题。“整葱1元/斤，100斤葱合计100元。顾客要葱白、葱叶各买50斤，设葱白0.7元/斤，葱叶0.3元/斤，最后100斤葱只付了50元，求解。”面对《中国周刊》记者抛出的问题，宝儿歪着脑袋说：“葱怎么能切开卖呢？”这个五年级男孩脆亮的声音中，透着疲惫。刚刚还谈笑风生的老王顿时眉头一皱：“你没认真思考，再想想。”跟宝儿学过的奥数题相比，这只算脑筋急转弯，让老王不满意的是儿子的态度。已经晚上9:30分，空旷的地铁通道里回响起老王的讲解声，宝儿提着书包，贴着父亲的胳膊，默默地边听边走……一天下来，只有在地铁里，他俩才有时间说这么多话。从7月份开始，老王每天的生活，就是一场绕着北京城的马拉松赛：6:30分起床，6:45分从北五环外天通苑坐车，带孩子到海淀区学英语，随后自己去南五环外的亦庄上班。中午得托朋友接孩子去学奥数。下午4:30分，他要马不停蹄地赶在6:00前，送孩子去西城区学两个半小时的数学。晚上回家后，再陪孩子看一阵初中教材，10:30分左右上床睡觉……这一切，都为了宝儿能上一所顶尖的初中。如果高考是“独木桥”，现在的小升初更像是“走钢丝”。此前，老王已经未雨绸缪了四年。没有孩子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小学升初中会这么辛苦。公开的说法，北京的“小升初”是各区县小学毕业生，本着“免考试、就近入学”原则升入初中的过程。但实操流程，却复杂得多。每年3、4月份，各区的小升初具体政策出炉，5月份，招录体系开始运转：体育、文艺、科技特长生最先报名对应项目的初中；随后，各个小学向重点初中推荐本校的优秀学生(如全国、市级十佳少先队员)；此外，因为单位与学校具有赞助等合作关系，某些家长的子女可以作为共建生，获得入学名额。而特长生、推优生和共建生只占少数。70%以上的孩子升学，需靠一种类似抓阄摇号的方式：电脑大派位。以区域为单位，家长填报志愿后，录取过程由电脑随机一轮一轮向下分配，无论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一切听天由命。大派位似乎更加公平——没有统一考试，全靠运气，孩子压力小了。但这个公平的结果，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难以接受的。于是，一场发生在大派位一年之前的战争打响了。有条件的家庭，将首先把孩子的学籍、户籍或居住地证明迁入理想初中的所在区域。即使如此，好学校也容纳不了那么多孩子。于是，考试出现了。“随后，八大杯赛，四大机构，搞得如火如荼；疯爹疯妈，牛孩牛娃，就此惨烈厮杀。”老王说。“数学解题能力展示(原名迎春杯)”、“希望杯”、“走美杯(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华杯赛(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学而思杯”、“高思杯”、“中环杯(从上海登陆北京的数学竞赛)”、“奥校杯”——这些杯赛，或曾经带有官方色彩，或由教育机构主办，目前都是民间性质的数学竞赛。它们受到家长热捧的理由只有一个：参赛的成绩，会受到一些重点中学的认可，是小升初的重要砝码。一个服务小升初的产业应运而生。高思、学而思、水木、巨人四大教育机构，他们还可将高分学生“推荐”给相应中学。在他们的网站上，这些重点中学的名字如同程序代码一般：BDF(北大附中)、SZ(北京四中)、SSF(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QHF(清华附中)……近几年，一股新兴势力打乱了江湖的格局。以仁华学校、龙校、老教协为例，报名他们的“金坑班”，并通过考试，就可升入对应的人大附、清华附、西城实验学校。这个过程叫做“点招”，可以解决跨区学习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牛校为了招上牛孩，自建渠道的方式”。而考试的最重要标准，依然是奥数。“因为只有数学才是量化的、精确的。”老王深吸了一口气。漩涡“一旦进入漩涡，你就别想出来，你只能一猛子扎到底。”说罢，他将整杯啤酒一口干了。宝儿正在街对面的数学班里学习，他坐在小饭馆里打发着晚上近三个小时的时间。老王拥有一个小康家庭：他和妻子都是美术教师，拥有两套出租房。曾经营过装潢公司，还经常教课外美术班，收入颇丰。但他从来没考虑过买辆车，因为大部分的积蓄，都花在孩子的学习上了。提起“我们家宝儿”，这位父亲的眼睛闪出自豪的光芒——儿子是全市数学成绩最好的孩子之一。升入二年级时，老王就发现了孩子的数学天赋：反应迅速，喜欢做难题。出于好奇，他让宝儿做了一份网上的奥数测试题，拿了96分。惊喜的老王，又让宝儿试学了一本四年级数学，轻松不费力。寒假，家长们一窝蜂地报名各种奥数班。氛围莫名地紧张起来，老王也坐不住，报了第一个奥数班。第一次考试，老师按着60分优秀的难度出的题，宝儿拿了79分，考了全班第一。后来，老王把宝儿送进了顺天学府超长教育中心(原名北京市奥校)，跟一群五年级学生学奥数。第一次考试进了100名，后来就一直稳定在10多名。当宝儿拿到全校第5名的时候，老王选择了离开——这里无法满足孩子的学习需要了。老王对宝儿，有了“更高、更快、更强”的期望。他开始不断加码：同时学两三个奥数班儿。但他发现，有的家长除了报班外，还给孩子请了名师家教，专门点对点辅导奥数。最极端的家长一口气给孩子报了7班，小学日常的课都不怎么上了，周末的时间也被安排得满满的。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先天不足后天补，两年后杀出一条血路，把孩子送进最理想的初中。老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说到这儿，他又是一杯啤酒下肚：“大家都在学，你不学行么？你只能更玩命地学。”随后，老王报了五个涉及奥数、英语和语文的培训班，还通过关系给宝儿找了个重点初中的物理老师，每天送孩子去人家家里学。学物理是为了给宝儿“换换脑筋”，“老学数学，孩子已经腻烦了。”老王解释道，“这是一种减压方式。转换思维，提高学习的兴趣。”玩心正重的孩子，也许很难理解父亲的苦心。为了做好儿子的后勤工作，老王一狠心把装潢公司的生意停了。不仅负责接送孩子，还自学奥数教程，担负起家庭教师的角色。他算了一笔账：他和妻子每年的工资、出租房的房租加上他教美术培训班的收入，一共20万元多点。有将近15万花在宝儿的教育上，这还不算吃喝与交通费。“加上家庭的日常支出、赡养老人、看病、应酬等等等，你帮我算算。”喝完最后一杯啤酒，他点上一根烟，“算算我们一年还能剩多少。”勒紧裤腰的老王，依然面临着接连不断的折磨。三年级那年，宝儿去参加了北京八中少年班(简称八少)的选拔测试。这是北京著名的“神童班”，面向全市招生，只录取30名10岁左右的智力超长儿童，四年之后直接参加高考，14岁左右上大学。这是超出“小升初”的涵盖范围的选拔，因为标准不是分数，而是纯粹的智力和情商比拼。经过两轮筛选，宝儿没有通过。老王将目标转移到人大附中的早培班(简称人素班)上——面向全市招生，每年招收80人，五年级直接升入初中，5年之后直接参加高考。而想获得报考资格，需要先进入仁华学校的小学部(属校外培训性质)。当时儿子四年级，他首先将希望寄托在培训机构巨人学校上。对方保证会有180个进入仁华的名额。但儿子考了巨人全校第8，却只有前两名的学生获得了名额。“告诉我名额不够了！”老王愤愤不平地说，“2个与180个，差距也太大了。”老王只能自己找资源。他拿着宝儿的各种奖状证书，跑遍门路，死磨硬泡，“经历了万般曲折”，幸运地争取到了仁华的名额。还得继续提高成绩，老王开始第一次“攒班”：自己去寻找优秀的老师，辅导孩子学习。他选老师的标准很严格，最好是省高考状元、奥数金牌获得者，或者国家奥林匹克集训队资深人士的水平……很快，有二十多个家长投奔到老王“攒”的班里。老师的收费标准极高，大家一块分担压力，成为战友。经历了近一年的准备，决战终于开始了。当时的一幕老王记忆犹新：在人大附中测试智商的系统中，只有获得A和B成绩的才能通过。好奇的老王测了一下自己，智商145，A。宝儿测了个139，拿了个B——这让老王紧张不已，恨不得匀出来点智商给儿子。而在考试科目里，不仅有数学和英语，还涉及到了初中的理化生知识。结果是宝儿没被录取。看着最终那复杂的评定表，老王一点脾气都没有。进入两个北京最顶尖平台“八少”和“人素班”的希望破灭了。老王和宝儿还得重燃斗志，寻找下一家优秀的初中。扭曲这是让老王感触良多的一段对话。“你们是否报过奥数培训班？”人大附的一位校领导问道。“报过！”孩子们齐声说道。“你们报过几个奥数班？”答案非常惊人：最少的报了3个，最多的报了8个。“一切都扭曲了。”老王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但他已经没时间感慨了，时间不等人。在101中学考试中，宝儿第一次考试拿了满分，第二次拿了95分——这是拔尖儿的成绩。但学校老师告诉他：“孩子的户籍和学籍都在东城，如果有一样在我们这片儿就行。但您这两项都不在，我们也没办法。”经过大量的分析和调研，老王选择了一所西城区前三名的学校。只要通过该校“坑班”的“点招”，学校会帮忙解决跨区学习的问题，孩子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该校。于是，今年的暑假，一切回到原点：宝儿还要坚持学奥数，继续上培训班，迎接新的考试。在一次家长们的“庆功会”上，老王被邀请了过去。他当初“攒”的那个班，有十多名孩子成功进入了人大附，家长们视他为恩人。在包厢里，家长们围成一桌，孩子们围成一桌。“一共上了三条鱼，妈妈们把鱼都端到了孩子那一桌。”老王回忆道，“家长跟孩子一样辛苦，连鱼都吃不着么？”整顿饭下来，他就闷头喝了一瓶啤酒。没心疼过教育培训费用的老王，终于在交钱的时候发泄了一回。他指着那位奥数老师歇斯底里地喊着：“你知道今年的经济形势么，保八都没希望！两百三百五百，还他妈玩命的涨钱，你们都疯了！你们体会过我们做家长的心情吗！”那位老师无奈地摊了摊手：“我很能理解您——我闺女今年三周岁，我已经给她报了四个早教班了…… ”近四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希望、努力、失落和再次努力的轮回后，老王的情绪已经绷到了极限。前些日子，他动手打了儿子。那是在“坑班”的一次考试过后，老王询问成绩。“还没发卷子呢。”宝儿怯生生地回答。当老王从儿子的书包里找出了卷子，并看到了上面的分数后，打了儿子的屁股。“他可以考得不好。”老王淡淡地说，“但他撒谎了，我很难受。”后来，老王准备了一个细竹棍，儿子不听话了，他便把竹棍递过去：“你自己打手心。”儿子从来不会使劲打，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只希望他能遵守规则。”冷静过后，老王将家里墙上贴着的八条“哈佛家训”撕了下来，换成了一张《初中生行为规范》，当宝儿犯了错误的时候，就让他过去“面壁思过”一会。“我们家宝儿有个毛病，心浮气躁。第一次考好了，这小子第二次准撂挑子。”他解释道，“我得稍稍严格一些。”为了让宝儿能够集中注意力，老王让他练习扎马步，一次十分钟。孩子一开始觉得好玩，过了五分钟就撑不住了：向前伸直的胳膊不自主的发抖，半蹲的膝盖也开始打颤。这个时候，父亲会指着对面墙上画着的圆点：“盯着，坚持住！”一些同样压抑着的家长，选择了更极端的方式。在晚上放学的时候，一位父亲发现女儿偷偷买了个玩具。“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女孩舍不得，没动窝。父亲加重了语气：“好，你现在把它踩碎，再扔到垃圾桶里。”孩子照办了。一位家长的儿子，几个月前摔伤了左腿并打上了石膏。腿伤好了，母亲却不让拆石膏，让孩子拄着拐杖参加了某个带有选拔性质的训练营——怕孩子好动，触犯纪律被刷下去。有些家长，担心孩子报班的资源被分享，交流的时候对此闭口不提，甚至撒谎。宝儿的一位同班同学，成绩非常优异。有天下午，老王跟他逗闷子：“你上午都干什么了？”“不知道。”“你中午吃什么了？”“不知道，你问我妈妈吧。”老王感到无比憋屈——这都防到什么份儿上了。最让他伤心的还是宝儿的一位发小的质问。这个小女孩比宝儿成绩更高，以前有什么问题都愿意帮忙解答。最近一次，她选择了拒绝：“我把你教会了，以后你比我考得好，我怎么办？”8月中旬的一天，某位家长因为孩子生病，没拿到考试卷。在第二天去往培训班的路上，她拦住了宝儿，希望能借卷子去复印一下。不由分说，这位母亲抢过了宝儿的书包，直接翻走了考试卷。那天老王是托一个朋友送儿子，事发突然，那个朋友也没阻拦。宝儿把这事告诉了了老王。老王只好说，考试卷借给她们就借了。宝儿问：“爸爸，我们为什么要借卷子给她？”他一时语塞，想了好久，指着天桥上的八个大字(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注，此为北京精神)说：“包容，儿子，你要大度。”为了孩子今年未满11岁周岁的宝儿，曾有过半个无比快乐的童年。在他满月的时候，墙壁上还没贴着家训，更没有什么守则。他的父母在摇篮正上方的天花板上，用水彩笔画几只小动物。二年级之前，父亲经常主动撺掇儿子旷课，去溜公园、放风筝。老师因此批评宝儿，老王还不服气地帮着儿子说话。宝儿想学手风琴，老王就给报音乐班，然后看着儿子摇头晃脑地弹《玛丽与小羊羔》。儿子喜欢鼓捣写花花草草，阳台上就挂上了供扁豆攀爬的胶带，并搬进了一个可供五株向日葵生长的大水槽。不久之后，这个幸福的家庭进了小升初的节奏。现在的宝儿，是个肉呼呼的小胖子，白皙的脸颊上挂着着几颗雀斑，鼻梁上架着一副200度的眼镜。每当晚上回家后，宝儿会利用温习功课之余的10分钟休息时间，冲到阳台浇花喷水。睡觉的时候，他会摸出藏起来的玩具，躲在被窝里偷偷打着手电筒玩一会。他喜欢捡一些饮料瓶存起来，等攒够一百个就去卖。但父亲最近告诉他：“你上课走神一分钟浪费4块钱，够你捡40个瓶子。”哪怕父亲带着他去放风筝，也会有意无意地向他灌输着：“你看那片荒地上的草，分成了四个族群，划分了领地，这就是植物的竞争……”路过地铁通道的时候，有很多缠着路人买北京地图的少年。父亲告诉宝儿：“你要是不好好学，找不到好工作，长大了也干这个。”他希望儿子以后能做一名理工科的研究人员。这也许和他当年的遗憾有些许关系。中考的时候，老王五科满分，是个理科尖子生。1989年读高三的时候，他荒废了最后一个月的复习，最后报考了首都师范大学的美术系。宝儿慢慢懂事儿了，开始在上锁的本子上写日记。担心儿子早恋，老王曾偷偷翻阅过——“爸爸今天又对我‘噼啪碰’了，挺疼的。”句子的结尾，画着一个圆脸，眼睛下面点着两行点。“爸爸今天带我吃好吃的了，我很高兴。”边上画着一个笑脸。“今天起晚了，爸爸买了包子，捂在怀里给我送来，包子还是热的。”老王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寒冷的早上，课间是10:00，他8:30分就买了包子在外面等着。但被问起“最坏的打算”时，老王欣慰的表情瞬间凝固成了严肃：“有若干条路，找一个层次稍微低一些的学校，让他上四中、上十一学校，实在不行，我会托人找关系，让孩子上五中。”他从来没跟宝儿说这些，只是强调：“暑假过后的考试，是最后一条路了。”说出这话老王自己都觉得残忍：“无奈，我只能忍痛。”就在前不久，他得知一个最惨烈的情况：一位相熟的家长偷偷去民政局把孩子的年龄改小了两岁，就是为了让孩子符合年龄标准，继续考“八少”。为高考而复读的事情，一下提前了6年。“要是有钱有权，我肯定不会让我儿子受这份罪！我让他天天快快乐乐的，让他不用学奥数就能进好的学校。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说，“教育资源已经不平等了，已经有贵族化趋势了。所以大家都会追逐名校、名师，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现在的幼儿园升小学都开始禁止跨区了，热门小学家长削尖了脑袋都想往里挤！你去看吧，如果你让好的老师、好的硬件都集中到怀柔、密云区，家长们只会继续追逐到那边去！”“除非，北京各大重点中学的优秀的老师，能至少在本区轮岗，好学校干一年，差学校干一年，让各学校老师的实力均衡了——否则，就算是取消了奥数，也只能出现一种比奥数更扭曲、更变态的选拔方式出现！你可以把一些民营学校搞成精英学校，让有钱人花钱去。但公立中学，至少师资得平等。”这通话，可能是老王四年来最痛快的一次发泄了。考不上公务员，杨盛敏疯了。他确实是一个极端，可是，他跟那些一心要考公务员的人，真的差别那么大吗？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广西柳州报道做官，是杨盛敏从儿时就开始有的理想。杨盛敏是广西柳州三江县林溪乡美俗村第一个统招大学生，1996年考上广西大学时，全村人都觉得这个男孩儿会是村里最有出息的。无论是村里人，还是他自己，都觉得谋得一官半职是最好的出路。可他却因为公务员考试失利抑郁成疯，最终被关进铁笼中……疯杨盛敏从昏睡中醒来，还没睁开眼，鼻腔里就涌进了刺鼻的屎尿和发霉食物的混合味道，背脊一阵酸痛，身下湿漉漉的棉被刺骨地凉。偶尔清醒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还被关在笼子里，一头水牛正在吃盖在笼子上的干草。杨盛敏踹了下笼子，想吓走水牛，锁着双脚的铁链摩擦到化脓的伤口，传来一阵剧痛。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关进笼子之前发生了什么。2009年农历大年二十九的凌晨，杨盛敏穿着单薄的藏蓝色棉布大褂从家门出来，沿着门口的土路往鼓楼方向走。经过村民吴金燕的家时，他拿起地上的碎石头朝窗子噼里啪啦地砸过去。见亮了灯，杨盛敏跑开了。停在小卖部门前，他又想进去找小卖部的店主吴军，吴军是他小学时的班主任。门锁着，他抄起路边立着的锄头朝着小卖部的木门砸了下去，三两下门开了。杨盛敏冲进去，可是砸东西带来的亢奋没有停下来，他继续砸货柜、电视机、啤酒筐，玻璃碎裂的声音响声一片。正在小卖部后面的屋子里睡觉的吴军一家三口赶出来时，杨盛敏还在边砸边大笑。吴军夫妇俩立即上前去拉杨盛敏，可是却根本拽不动。杨盛敏和吴军扭打在一起，平日温顺谦恭的杨盛敏瞬间成了打架能手，吴军吃了几记闷拳。周围被响动吵醒的几个村民赶过来，上前一起制服杨盛敏。杨盛敏挣扎着开始大声上前喊叫，一连串的内容听起来像侗话但是没人听得懂。“纯如(杨盛敏的乳名)，娘来了，”杨盛敏的老父母冲进小卖部，他们手上拿着粗麻绳，一进门就慌忙跑过来把被按倒在地的杨盛敏捆了起来。母亲吴成女一边绑一边哭，“纯如，怎么办啊，纯如快醒醒。”这是杨盛敏第二次发疯打伤人了。第二天，村长召集杨盛敏一家、受害家庭和一些长辈在鼓楼开会。杨家跟受害家庭商定了赔偿的金额。可如何保证杨盛敏不再发疯打人，杨家却没什么办法。他们出不起钱把儿子送去精神病院，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也只好答应了把他关进笼子。父亲杨付儒从家里拿了600块钱给二女婿吴育兵，让他到镇上买细钢条回来做笼子。笼子很快做好了。不到两米长，不到一米宽，半米多高，人在里面只能坐着。家里人把笼子放在了屋子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下。大年初二早上，大夫来家里给杨盛敏打了一剂麻醉剂，杨盛敏睡着了，父亲和几个村民一起把他抬进了笼子。为了不让杨盛敏偷跑，杨付儒还找来铁链锁住了儿子的脚。三江的冬天湿冷，经常下雨下雪。母亲拆了一床棉被铺在笼子下面，又用厚厚的干草把笼子盖住，干草下面垫了一层塑料布。穷山恶水的梦一阵乒里乓啷的鞭炮声，吓走了吃干草的水牛。刚刚清醒的杨盛敏看见母亲拿着盛饭的竹篮子走了过来。“过年了？”“纯如，你总算醒了！你都睡了三天了。”母亲一开口眼泪就涌了出来，早知道读书会把儿子害成这样，她一定让儿子去种田。“娘，我不饿，别送了，浪费。”“昨晚上下雨，棉被都湿了，怎么待啊，”母亲哭得泣不成声，“你好好的啊，娘去求人放你出去。咱再不要发达了，活着就好。”“发达？”杨盛敏想起，自己没考上公务员，没能出人头地，心情太过压抑，才患上了精神病，“好像做了一场梦。”杨盛敏崇拜政治家，他的偶像是毛泽东。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吴军曾经布置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杨盛敏那篇作文第一句话是，“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当干部”，年幼的他觉得当干部可以管很多人，可以离开大山，可以脱离贫穷，可以改变命运。在那个偏远的乡村，当官可能是最大的荣耀了。村子曾经有人在隔壁乡当了个官，“村里人对他们就特别尊敬。”二妹杨纯妹说。班主任吴军也一直希望村子里能出去个人当官，当个“不忘本的父母官”。不管是改变自己，还是服务乡民，当官这个理想，真的就成了杨盛敏半生奋斗的目标。三江县全县都是在山水环绕之中，翠绿的山里隐着几座木屋，采茶姑娘带着草帽专心地摘茶叶，隔上几公里就会有座漂亮的有木质顶廊的风雨桥。外人见到了三江的美定会忘返。可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民却把三江称作“穷山恶水”。在三江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不会见到一小块地荒着，山边上一块100多平方米的地方也会被人圈起来种谷子。因为山上石头多，土地少，没法进行机械化作业，所以三江的作物产量小成本高，最穷的农民温饱还成问题。杨盛敏兄妹五人，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父母没钱供养所有孩子完成学业，只有他和大妹读书。从小到大，杨盛敏都是考试成绩最好、读书最用功的人。别的孩子都在玩耍的时候，杨盛敏却闷在家里读书，他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命运。他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三江中学。1996年，杨盛敏不负众望考上了广西大学。杨盛敏是村里第一个正式大学生，直到现在也是。这么扬眉吐气的事情，杨盛敏家却没有摆宴庆祝。因为摆宴需要钱。大妹杨燕妮在镇里读中专。父母种地帮工挣的钱刚够妹妹的学费和兄妹俩的生活费。杨盛敏的学费还没有着落。那时候，很多村民主动找到杨盛敏的父母问需不需要钱。杨盛敏上学的时候，父母从没吃过一顿好饭，几乎每天都吃红薯梗和南瓜叶。他看到自己的好友吴奇军已经出去打工挣钱，开始给家里盖房子的时候，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他只能安慰自己，“我将来一定会加倍地挣回来，不仅仅是赚到大钱，还要风风光光地衣锦还乡。”杨盛敏希望能像城市人那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住舒适的楼房，开轿车，把全家人接进城里去生活。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也许还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谋得一官半职。梦碎村官杨盛敏很少到城市去，上大学前他只去过柳州。在南宁上学，他也是第一次融入城市的生活。1999年秋天，杨盛敏班里的同学们开始忙着找工作，农学院毕业并不好找工作。农学不是杨盛敏自己当初选的专业，他想学法学却被分配到农学。他也并不想从事农学的工作。杨盛敏决定报考公务员，开始买书复习，他一如既往地擅长考试，很轻松就以高分通过了笔试。他开始憧憬未来，到司法所工作一个月可以赚一千多块钱，他上学借的钱半年就可以还上了，父母再也不用又要下地干活还得给别人的菜地帮工。之后还能帮家里盖砖房，村里人都陆续住上了砖房，杨盛敏家还在山上的木屋里住着。再过几年，等他在县城扎稳脚跟可以把父母和两个妹妹都接到镇上去住。这一切幻想都戛然而止，杨盛敏没有通过面试。他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怕他们失望。他急忙再去找工作，杨盛敏想就找个安稳的工作，可是一直没有找到称心的。那段日子，宿舍里就还剩下杨盛敏一个人住着，他晚上常常都焦虑得睡不着觉。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花了十六年的时间读书，毕业竟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他没法跟家里交待。杨盛敏一直赖到九月份新生入学才搬出寝室，要回家住，就只能跟家人交待了实情。父亲只是淡淡地说，“没关系的。”母亲却陪儿子一起着急。那段日子，杨盛敏开始整晚整晚地失眠，有时还会起来说胡话。全家人看着杨盛敏的状况，心里都很急，大妹出主意，“不如让二哥跟我一样去村里找个工作吧。”杨盛敏这一届是三江县最后一年给大学生分配工作，不过不是正式编制的工作，而是三年一签的合同制村官，待遇和正式编制一样。杨盛敏被分配到良口乡寨塘村做村长助理。杨盛敏很喜欢村长助理的工作，有三百多号人归他管，还可以经常到乡里去汇报工作，慢慢地情绪稳定了下来，他做村官的三年工资是每月九百多元，他用半年多的时间还清了债务。2002年秋天，杨盛敏和妹妹一起攒了八千多块钱给家里在平地盖了一处新砖房。以为这样的日子风平浪静，搬进新家那年过完年，杨盛敏和妹妹一起收到通知：村官不延续合同，县里统一组织一次公务员考试，考上了正式入编，考不上就要自己再去找工作。这一次考试，杨盛敏和妹妹都落榜了。回到村里，杨盛敏总是觉得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好像对他很不友好。那段时间，杨盛敏动不动就和家人吵架，嘴里喊的是一些家里人都听不懂的话，晚上不睡觉到处走动。父母带他到县医院去治病，诊断为轻度精神分裂症，需要用药物控制、静养。杨盛敏吃了三个月的药，病情才恢复正常。“如果人生有输赢，我就是输了。”杨盛敏说。忘不了的公务员梦杨盛敏不想输，虽然父母嘴上不说，但他知道父母的失望。从小到大，一直读书，他从没有下地做过重农活，农忙时他总是站在旁边看东西或者做些轻巧的工作。失业在家后，父母开始有意识地教杨盛敏怎么种地。“读了一辈子书，真的要去种地了？”杨盛敏不甘心。村子里和杨盛敏最要好的朋友吴奇军，一直在广东打工，杨盛敏开始盘算着去广东找一份工作试一试。在家静养了一年，2005年过完春节，杨盛敏跟家人说自己要到东莞去，已经找好了一份工作。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去东莞的一家玩具厂做办公室助理。工作虽然累，经常没日没夜地义务加班，但杨盛敏似乎甘之如饴，他觉得自己还有用。不过因为有过精神疾病史，晚上吵闹的工厂让杨盛敏无法入眠，他经常需要用药入眠。为了证明自己能行，即使日渐消瘦，他也还是坚持了下来。过了试用期，杨盛敏的工资涨到1800多元。过段时间，杨盛敏就会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报平安，母亲一听到儿子的声音就开始哭。“儿啊，有没有坚持吃药啊。坚持不了就回来。”电话那头，杨盛敏总说一切都好，其实也在擦眼泪。杨盛敏忘不了公务员的梦，他去东莞人力资源局咨询自己能不能在东莞参加公务员考试。得到的答复是必须是本地户口或者应届生。杨盛敏只好在工厂待下来。2007年，到了合同期该涨工资的时候，工厂里开始找茬了，杨盛敏忍无可忍，辞掉了工作。他又待业了。他没有回家，而是先去找了大学时的同窗好友，在广西崇左县农业局工作的甘崇琨。他们都是毕业那一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甘崇琨考上了。两人从没断过电话联系。甘崇琨开着车来接杨盛敏，请他到饭店叫了一桌子的菜。已经结了婚的甘崇琨开始有点发福，公务员当了七年，日子过得很滋润。杨盛敏忽然觉得从前一起打篮球的两个好兄弟似乎有了距离。回家后，杨盛敏想自己还没到三十五岁，还可以再去考公务员，那才是自己想要的安稳日子。回到家，他把复习申论和行测的书又翻了出来开始复习。大妹坚决反对哥哥再去考公务员，“你都因为考试去过一次医院了，还要再去吗？”“那你要我回去东莞吗？还是去种地？”之后两年，杨盛敏留在家里务农，一有空就拿出书来复习。但是他却没有去报名，大妹告诉他有精神病史是不能考试的。杨盛敏没有去确认过，他的精神越来越不正常，因为没有收入，他已经没有钱买控制精神病的奋乃静。到2009年春节前，他终于疯了。事后过去三年，杨盛敏才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做更有用的人，说服不了自己留在家里做没有用的人。”回归宁静杨盛敏似乎彻底平静了，他操着浓浓广西口音的普通话，语速极慢，说到过去，还会时不时地笑自己离谱。被关在笼子里第三个月时，他脚上的伤口发炎，高烧不退意识模糊。就在他以为自己就快要死掉的时候，他被救了出来。2009年3月，回老家办事的堂哥杨爱权看到杨盛敏的惨况，联系媒体帮忙报道，之后三江县龙泉山医院给杨盛敏提供了免费的治疗。捡回一条命的杨盛敏，精神病也被控制住。现在，过着农民的日子。他穿着一件白汗衫，左边肩膀处有指头大的小洞；黑裤子肥得像能把他整个人装进去，裤管卷起三折还拖在脚面上，遮住了脚上的拖鞋。唯一和他现在的身份不相称的是他单薄的身体和细腻的皮肤。康复之后，杨盛敏被认定为一级残疾人，拿到了残疾人证，再也没办法出去工作。他开始在家里养兔子。杨盛敏现在养了80多只兔子，买家都是同村人。兔棚就是杨盛敏用最初卖兔子的钱盖起来的。杨盛敏想盖一个大一点的兔场，可以养上千八百只兔子，白天放养，晚上赶回笼子睡觉，把野生兔子生意做起来。三年前的变故，痕迹仍在。撩起裤管，杨盛敏把小腿架在小板凳上，脚踝处因为被铁链铐住而化脓的伤口留下了深深的疤。“一变天，连骨头都痛。我就是认输了，才会重新开始。”他抓起一把红薯梗站起来喂给一只胖胖的大白兔，“你知道吗？这个兔笼就是用关我的铁笼改的。我就是属兔子的，像不像是我被关在笼子里？”每个月，杨盛敏都要去村卫生所去打针。每天要吃控制精神病的奋乃静。家人最怕杨盛敏的病情反复，再也不让他离开村子一步。杨盛敏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兔子，帮家里做做农活。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他就点起蜡烛开始看书。他喜欢看杂志，每次有人去镇上办事，他就托人带杂志来。晚上看书到11点是杨盛敏至今坚持的习惯，只有这一点让他觉得自己还不完全是一个农民。从兔棚往家里回的路上，杨盛敏一直问着北京是个什么样的城市，难不难生活。至今只去过柳州、南宁、怀化、东莞四个城市的杨盛敏似乎还憧憬着大城市的生活。回到杨盛敏的家，走进二楼他的房间，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没有其他任何陈设。墙上挂着一个药兜，上面绿色的字写着龙泉山医院，里面装的就是杨盛敏每天要吃的奋乃静。写字台边的地上沿着墙放了一长排书，足足堆了一米半，是旧杂志和当初杨盛敏考试时用的参考书。杨盛敏翻出自己大学毕业时的照片和几年前班里做的通讯录，班里20个人，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杨盛敏的名字在最后一个。这个通讯录每过几年就会更新一次，但杨盛敏的名字后面一直都空着……</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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