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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届“荷赛”评选结束,来自瑞典摄影师保罗·汉森的作品《加沙的葬礼》从参赛的 10 万多张照片中脱颖而出,赢得年度照片奖。评委们认为,加沙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成为 2012 年最受关注的地区之一。因为这场战争,许多当地无辜百姓丧生。这张照片正是对这场悲剧的最好写照。

一束初升的阳光从墙壁上折射的光意外而至,打在送葬者的脸上,照亮了整个队伍。遇难的孩童苏赫卜以及他的哥哥默罕默德被亲人抱在怀里,后面的人抬着他们父亲尸体的残骸。

死亡突然降临al-Jalaa大街。无人机的导弹轰炸将一辆丰田车瞬间变成一堆扭曲的金属残骸。根据一些消息来源,丰田车的司机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烧焦尸体味道、人群的汗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消防队员将炸毁的汽车移开,人群中有人开始拾起受害者的遗骸。

加沙的Shifa中心医院的外科医生是整座加沙城里最忙碌的人。

死亡之声在空中久久低嚎。

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街道被撕碎,世界只剩下震耳欲聋过后的死寂。这是一枚由以军无人机发射而来的导弹。紧接着,各种刺耳声音在周围四起,警报声、尖叫声和汽车鸣笛声。人们从四处冲向袭击发生地点。夹杂在人群中,来自瑞典《最新消息》(Dagens Nyheter)日报社的摄影记者保罗·汉森(Paul Hansen)与同事奥尔森也一同赶往事发地。

自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发起挑衅之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暗杀,数百人遇难,双方的敌对行动迅速升级。2000 年开始就持续前往加沙报道巴以冲突的保罗,在看到消息说这里战火重燃后,又一次来到了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

在加沙,每个人抬头看向天空的表情都无比凝重,以色列军方的无人机隐匿天空。那声音就像慢性耳鸣,它不断提醒你,死亡是由躲在以色列某处监视器后面的一人操纵。

死亡突然降临 al-Jalaa 大街。在无人机导弹的轰炸下,一辆丰田车瞬间变成一堆扭曲的金属残骸。根据一些消息来源,丰田车的司机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

谁又知道呢。烧焦尸体味道、人群的汗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消防队员将炸毁的汽车移开,人群中有人开始拾起受害者的遗骸。加沙青年 Khalid Abbourka 目睹了导弹袭击,他帮忙拾起死亡司机的遗骸。为了葬礼,死亦要全尸。

保罗·汉森回忆说:“很遗憾,十三年前的惨剧仍然在这里不断发生着。看着我去年 11 月拍摄的那组巴以冲突的照片,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多年前。这十三年来,我的每一次报道都好像是在重复着之前的工作,一样的恐怖,一样的伤感,就好像一个个无法逃遁的命运轮回。”

在过去的十三年中,保罗在加沙地带拍摄过很多人。“每一次来加沙,我都会尽可能多地和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交谈,但是我至今仍然没有能够找到一把可以解开这种死结的钥匙。我所目击的事实告诉我,面对这种僵局,巴以双方政府同样无能为力。在这里,你会发现巴以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都可以拿得出一套符合逻辑的解释和口号,让你无法否定。”在保罗看来,所有的政治口号在停尸房冷冰冰的台上得到最终阐释。悲痛欲绝的家人朋友在加沙停尸房门外排队等待认领自己至亲的遗体。就当保罗在记录死亡的时候,哈马斯的火箭炮还在不停向以色列发射,而以色列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予以回击。75000 名预备役军人正被召集。

巴以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民族、宗教、文化、历史、领土、地缘政治等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全世界的政治人物往往是信心满满而来,垂头丧气而归。谈到这一次采访与以前的不同,保罗说:“悲剧一如既往,但是这一次我看到的事实是更多的伤亡者为普通平民,超过半数以上是妇女和儿童。”

加沙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成为 2012 年最受关注的地区之一。因为这场战争,许多当地无辜的百姓丧生。这张照片正是对这场战事的最好总结。我常说,好的图片冲撞着你的心、脑与胃,保罗·汉森的照片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2012 年 11 月 14 日,以色列的“云柱行动”开始。保罗·汉森在接到采访通知之后,第一时间,收拾好自己的行囊,一套急救包,一件防弹衣和一顶头盔,以及照相机、笔记本和卫星通讯设备,又一次踏上了前往加沙地带的旅程。在他斯德哥尔摩寓所里的书桌上,放着一本未来得及合上的《东方主义》(爱德华·萨伊德著)。

一场穆斯林的葬礼

清晨,送葬者的队伍很庞大。根据宗教习俗,遇难者的亲友们将他们三个人的尸体从停尸间里抬出之后,送往清真寺。

当他们经过一个狭窄而阴暗的巷子的时候,出殡的队伍被压缩拉长了许多,狭窄的小巷将挤满的人群视觉化地摆成了一个漏斗的样子。保罗提前赶到队伍的最前方,当他在巷子的出口举起相机,快要按动快门的时候,一束初升的阳光从墙壁上折射的光意外而至,打在送葬者的脸上,照亮了整个队伍。在他的眼前,遇难的孩童苏赫卜以及他的哥哥默罕默德被亲人抱在怀里,后面的人抬着他们父亲尸体的残骸。

年仅两岁的女童苏赫卜·希贾兹和她快四岁的哥哥默罕默德死于此前以色列导弹的轰炸,他们的父亲法奥德也不幸罹难。他们的母亲在Shifa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法奥德支离破碎的遗骸被放在担架上,他的兄弟抱着他两个孩子的遗体前往清真寺,举行葬礼。这一天的加沙夜幕落下时,至少又有 26 人遇难,等待埋葬。

“葬礼是在加沙的 Jabalya 难民营举行的,场面非常混乱,人们的脸孔和他们的内心一样写满了愤怒和愁苦。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为这个家庭的遭遇感到极度悲痛,但是我没有让感情影响自己的工作。直到葬礼完毕,一切又归于平静,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哭了出来。”保罗·汉森说道,“你不愿意相信,在 Shifa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还有一位重伤昏迷的妇女。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家已经被以色列导弹炸毁,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法奥德和两个孩子默罕默德和苏赫卜都不幸身亡。”

11 月 19 日晚上 7 点 30 分左右,一枚炸弹袭击了 Jabalya 难民营八号街区的希贾兹一家。这座煤渣堆砌的两层小楼几乎被完全摧毁,当时屋内有 10 名家庭成员。

幸存者之一,18 岁的努尔·希贾兹后来回忆说,袭击发生时她和父母、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都在家。

“默罕默德 、苏赫卜与父亲一起在房间,而其他家庭成员都在另一个房间看电视。7 点 30 分时,我看到整个街区都变得很红,突然房子就在我们头顶塌了。我倒在了邻居的家里,其中一位邻居将我送上救护车。在 Kamal Adwan 医院,我住院治疗了四天,脊椎有两处骨折,不需动手术,但非常痛。医生说我需要在床上躺一个月。”而努尔三个受伤的弟弟伤情也非常严重,17 岁的阿什拉法胸口、上臂和右眼上方都受了伤,13 岁的奥斯曼头上贴了绑带盖住了伤口,两岁的穆萨巴头部也有伤口。

11 月 28 日,当人权观察组织来到希贾兹一家被炸毁的房子面前时,这里只剩一堆残骸。这个密集街区周围的房子只是轻微受损,只有相邻的一间房屋有比较实质性的损害。这表明,以色列军机对这里的轰炸是属于精确定点打击的。可是在这个地点,人权观察组织没有发现任何军火残余。一位邻居说,在袭击发生前后,他根本没有在这个地方听到任何火箭炮发射的声音。当晚,这个地方也没有听到其他爆炸声。他和其他当地居民都表示不知道也不明白为什么希贾兹一家会被袭击,这家人与加沙武装组织没有任何联系。五年前,法奥德的一个儿子也死于以色列的袭击,但他也是无辜意外死亡的平民。事后,以色列国防部没有对发生在 Jabalya 的这次袭击发表声明。以色列情报和恐怖主义信息中心则阐明这三位死者的确是“不相关”的平民。

希贾兹一家的悲惨故事,是保罗·汉森从一位来自挪威医生麦兹·吉尔伯特教授那里听到的。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挪威共产党员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曾经多次来到这里志愿帮助提高巴勒斯坦医院的医疗水平,并促使挪威城市特罗姆瑟与加沙结成了友好城市。在 2012 年 11 月的冲突中,麦兹医生恰好正在加沙的 Shifa 医院帮忙。

麦兹·吉尔伯特医生与保罗·汉森同住在一家旅店中,他还是保罗的同事哈拉德·亨顿的好朋友,麦兹给保罗讲述了很多他在加沙地区的所见所闻。在那幅三个人正在救治一名受伤儿童的照片中,最左那个就是麦兹医生。当时,他与他的巴勒斯坦同事正在商讨对两名头部受重伤儿童的治疗方案。那段日子,武装冲突中的重伤受害者大多会被送入这家中心医院,这所医院的外科医生是整座加沙城里最忙碌的人。直到有来自埃及的重要斡旋代表团要经过加沙,巴以双方几个小时之内都没有开火,这才给了医生们喘息的机会。本来不断涌入医院的死伤者戛然而止,Shifa 医院的医务人员才获得意外的休息。“他们是真的需要休息了。这些医务人员需要治疗战争的受害者,他们自己又何曾不是受害者。被送至医院的伤者,常常是自己的朋友,甚至是家人。当天晚些时候,一个濒危的年轻男孩被送来,而冲去抢救的那名医生发现那是自己的儿子。”保罗回忆道。

“当麦兹医生跟我讲述希贾兹一家遭遇的时候,我不得不强忍着泪水听他说完。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故事,但是这仅仅是他讲述的众多真实的悲剧之一。作为长期留在加沙 Shifa 医院为这里的医护人员提供帮助的医学专家,麻醉师麦兹·吉尔伯特看到了太多人间惨剧。”保罗·汉森说,“自从哈马斯军事派领袖贾巴里被以色列人杀害后,哈马斯为报复向以色列发射大量火箭弹,以色列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予以回击。加沙的医院到处都是伤员,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平民。死伤人数每个小时都在不断增加。”

当年度荷赛大奖颁发给保罗·汉森的这幅《加沙葬礼》之后,很多批评家和网民都指出,这幅充满愤怒和恐怖色彩的照片实际上是媒体记者在消费战争和他人的痛苦。对于这样的议论,保罗·汉森说:“作为瑞典 Dagens Nyheter 报的一名摄影记者,我的使命就是追逐新闻,是选题把我带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前往加沙,是因为要报道一起相当惨烈的暴力冲突事件,17 名巴勒斯坦人遭到屠杀。加沙地区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多方势力纠缠对峙的角斗场,而且受到伤害和屠戮的对象主要是无辜的平民。对我和我的同事们来说,我们前往加沙采访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追逐暴力和消费悲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尽力通过对战乱地区日常生活的报道,在读者与当地居民之间构架一座桥梁,让民众不被政客的谎言所蒙蔽。”

保罗·汉森说:“我在拍摄的时候是不会带着任何目的的。我会让自己的镜头一直追随着新闻事件中最核心的那部分,去寻找种种人类所具有的共性,表达一种所有人都可理解的情感。”

加沙受难记

“我和别的记者不一样,我没有用笔写日记的习惯,我更喜欢是用镜头来记录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在加沙,你会觉得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如此相似,又是如此不同寻常。每一天,我们都外出去寻找那些艰辛的生活和充满痛苦的故事。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一个或者很多个这样那样的故事,大部分离不开死亡与绝望。”

保罗·汉森用镜头记录下了巴勒斯坦平民在以军“云柱行动”攻击下的生离死别。“我只在加沙停留了六天左右。很遗憾,我所拍摄的仍然是过去一直发生的,我每一次都会遇到的惨剧。而这一次拍摄的故事让我知道,在最近的这次冲突中有近半死难者是 18 岁以下的儿童。这些孩子在政客与士兵面前无力反抗,或者来不及反抗就已经死去。”

“云柱行动”又称防务之柱行动,是以色列国防军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开始在加沙地带展开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此前哈马斯方面对以色列南部城镇的袭击。该名称源自《圣经》,在出埃及记中,神奇的云柱指引以色列人越过了沙漠并保护他们免受迫害。11 月 14 日,哈马斯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贾巴里被以军击毙。11 月 21 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宣布,“云柱行动”于当日结束。短短 8 天时间,有近 160 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300 多人受伤,超过半数为平民;而加沙武装人员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 1400 多枚火箭弹,造成5名以色列人死亡。

此时此刻,巴以领导人与国际社会正在谈论云端的和平,可保罗·汉森的照片却帮助人们看到云柱之下的苦难。“就在双方宣布停火的几个小时前,以色列的一枚导弹投掷在位于 Nusseirat 的小村庄内。一块弹片强力穿过大门,飞入室内,击中女孩莱赫姆的头部,她当场死亡。这家人失去了 4 岁的女儿,看见他们如此悲痛,‘精确轰炸’和‘最小化附带损害’这种说辞的可信度瞬间蒸发。”

莱赫姆的遗体从停尸房取出后,先是由一位友人开车载着,后来是她的家人为她送最后一程。葬礼上,姐妹和家庭中的其他女性成员都陪在莱赫姆的母亲萨玛赫身边。她们为她盖上一条毯子,试图安慰她。莱赫姆的父亲患有残疾,已经有好几年无法工作。一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如今,他们又失去了唯一的女儿。

在加沙地带的每一户巴勒斯坦人都可能遭遇这种灭顶之灾。根据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显示,以色列 2012 年 11 月在加沙地带发起的军事打击中至少有 18 次空袭明显违背战争法。这些空袭至少导致 43 名巴勒斯坦平民丧生,其中包括 12 名儿童。人权观察组织的实地调查发现其中 14 次通过无人机和其他飞机的空袭,在事发地点和时间没有任何迹象指向一个合法的军事目标。另外 4 次瞄准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空袭违法,则是因为有使用无差别手段的迹象或是造成过多无辜民众伤亡。

人权观察组织的中东负责人萨拉·维特森(Sarah Leah Whitson)说:“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发起的空袭总是导致巴勒斯坦无辜民众丧生,摧毁他们的家园,又没有合理的法律依据。”在他们调查中,至少 7 次空袭牵涉无人机发射导弹,至少 4 次空袭涉及固定翼机投射航空炸弹,其余几次空袭使用的军事飞机型号和军火弹药仍不明。人权观察组织早前的报告显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以色列人口密集区域发射数以百计无差别火箭弹的军事袭击,也违反战争法。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以色列的几次导弹攻击和一次炸弹袭击对象都是平民,以及像房屋和农场那样的民用物资,而非明显的军事打击目标。战争法规定,只有军事打击目标——交战部队伙食和支持战争的军用物资——才能被定为攻击对象。

在人权观察组织提供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平实又冷酷的文字:以色列于 (2012 年)11 月 19 日进行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在加沙中部城镇代尔巴拉赫一辆运送西红柿的卡车上 3 名男子及一位坐在自家前院抱着 3 岁儿子正与熟人交谈的教师死亡,后者的儿子幸免于难,但伤得很重。其他死于无人机导弹袭击的包括加沙 Abasan,一位坐在自家橄榄园的79 岁老人和他 14 岁的孙女;Khan Yunis 区域走在自家橄榄园边小路的一位农民和他的侄子;Khuza’a 镇一位坐在自己院子里的 28 岁妇女。11 月 19 日,以色列“地狱火”导弹袭击了加沙的一家医院,摧毁了屋顶,切断了电力和水,没有人员伤亡。11 月 20 日,以色列的一枚空投炸弹的攻击对象是一名哈马斯武装分子,但同时摧毁了他位于拉法的家,造成他 17 岁的弟弟丧生,他母亲双眼失明,其他6名兄妹受伤。另一枚“地狱火”导弹的袭击目标是一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家,但同时造成至少 3 名平民丧生,20 多人受伤。但可悲的是,随后的军方声明中称他们要攻击的武装分子当时并不在家。而在 11 月 18 日的空袭中,为了清除一名有可能是卡桑旅成员的男人,以军袭击了这个叫做默罕默德·阿尔-达鲁的男子的家,共造成 12 名家庭成员丧生。11 月 21 日,一架无人机投掷的导弹导致加沙北部一名农民和他的儿子及 11 岁的女儿丧生,当时他们正在自家农场收摘薄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以色列军方的行为,认为他们有责任解释这些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的袭击的合理性,起码遇难者家属应该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至亲会无辜死亡。

追问新闻的真相

保罗·汉森同样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煽动民族仇恨的武器。当知道有人正在利用自己的获奖照片在网络上进行政治宣传时,保罗·汉森非常失望。他对记者说,他不希望自己的照片被用作这样的用途——用于单向度的政治声明。“我希望我的照片能够让读者对他们所处的世界时刻保持警醒,让政客们明白他们的人民不容欺骗。”

究竟谁该为这种暴力的循环承担更多责任?相信加沙冲突双方会争论很久——他们一直这样。每一次“挑衅”总是由前面的“挑衅”引发,这是两边的人民不断做出的选择。这是作为集体的选择,将以色列和加沙置于暴力与指责的不断循环中。

有个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政策,那就是“锄草(cutting the grass)”。按这个思维模式,当哈马斯在2009年以色列入侵结束后没多久就开始重建自己的武装能力,这不是以军“铸铅行动”阻止加沙火箭弹投向以色列目标的失败,而是意味着又一轮军事行动在不久的将来是必要的,以阻止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更多火箭弹。对以色列来说,哈马斯的问题是用来管理而不是解决的。曾推动了和平协定草案的以色列和平活动家格申·巴斯金(Gershon Baskin),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写道:“我们必须探索在暴力之外是否有别的方式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他提到和平提议,“它的目的是超越过去的模式。”

从“定点清除”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到 2008 年底至 2009 年初 8 天的“铸铅行动”,强大的军事实力并未给以色列带来真正的安全。

谈及自己对巴以冲突的看法,保罗·汉森说:“也许有人会说,加沙地区的冲突是两个民族间的冲突。但是,很遗憾,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无论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是这场由两国政客、国际势力和双方的极端主义者操控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无辜的人民被捆绑在冒着硝烟的战车之上。在不安与恐惧中,他们误以为自己找到了生存的靠山,可实际上则是把自己变成了滴血的武器。”

汉森获得大奖绝非偶然。他的同事、评委会副主席斯塔凡·维德斯特兰德(Staffan Widstrand)介绍说,保罗是他见过的最敬业的摄影记者,正是这份执著和认真,为保罗赢得了瑞典国内所有的摄影奖项,现在他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大家都为他而自豪。

这么多年以来,保罗始终保持着阅读有关加沙地区的文献和书籍的习惯,不断更新自己对当地现状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仍然会一直关注媒体对该地区的即时报道,以及那些来自国际社会各种可能影响该地区局势的决议和声明。闲暇时,他喜欢阅读包括萨伊德的《东方主义》,荷兰记者约里斯·因迪克的《像我们一样,曲解中东》 以及《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沙迪德的《夜幕将临》等书籍,他觉得这些作品影响了自己的摄影哲学。

在采访中,保罗说:“我相信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一样,都对我们人类的未来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家和当权者必须要对受他们控制和影响的民众负责任。而让公众享有知情权是新闻记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成为一名新闻摄影记者的原因——尽可能用镜头照亮世界上的黑暗角落,向世人展示那些政治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恶果。任何一个在加沙或者叙利亚工作的摄影师都有责任用相机去照亮黑暗,让公众看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引用一句詹姆斯·纳切威说过的话,摄影师只有远离权力的庙堂,才能更好揭示那些失败的政策与战争对人类个体命运的影响。”

最后,保罗·汉森提醒记者,“不要把我当作一名崇高的、无畏的战地摄影师,我目前是、以后也是一名仍然抱有新闻理想的普通报社摄影师。获得‘荷赛’奖,对我未来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和改变,我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对新闻充满热忱。用苏珊·桑塔格的话与大家共勉:保持专注。一切都在于保持专注。注意力就是生命力。它连接着你和其他人。它让你变得敏锐。所以,请保持热忱,去追问新闻的真相。”

第 56 届“荷赛”评选结束,来自瑞典摄影师保罗·汉森的作品《加沙的葬礼》从参赛的 10 万多张照片中脱颖而出,赢得年度照片奖。评委们认为,加沙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成为 2012 年最受关注的地区之一。因为这场战争,许多当地无辜百姓丧生。这张照片正是对这场悲剧的最好写照。

一束初升的阳光从墙壁上折射的光意外而至,打在送葬者的脸上,照亮了整个队伍。遇难的孩童苏赫卜以及他的哥哥默罕默德被亲人抱在怀里,后面的人抬着他们父亲尸体的残骸。

死亡突然降临al-Jalaa大街。无人机的导弹轰炸将一辆丰田车瞬间变成一堆扭曲的金属残骸。根据一些消息来源,丰田车的司机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烧焦尸体味道、人群的汗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消防队员将炸毁的汽车移开,人群中有人开始拾起受害者的遗骸。

加沙的Shifa中心医院的外科医生是整座加沙城里最忙碌的人。

死亡之声在空中久久低嚎。

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街道被撕碎,世界只剩下震耳欲聋过后的死寂。这是一枚由以军无人机发射而来的导弹。紧接着,各种刺耳声音在周围四起,警报声、尖叫声和汽车鸣笛声。人们从四处冲向袭击发生地点。夹杂在人群中,来自瑞典《最新消息》(Dagens Nyheter)日报社的摄影记者保罗·汉森(Paul Hansen)与同事奥尔森也一同赶往事发地。

自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发起挑衅之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暗杀,数百人遇难,双方的敌对行动迅速升级。2000 年开始就持续前往加沙报道巴以冲突的保罗,在看到消息说这里战火重燃后,又一次来到了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

在加沙,每个人抬头看向天空的表情都无比凝重,以色列军方的无人机隐匿天空。那声音就像慢性耳鸣,它不断提醒你,死亡是由躲在以色列某处监视器后面的一人操纵。

死亡突然降临 al-Jalaa 大街。在无人机导弹的轰炸下,一辆丰田车瞬间变成一堆扭曲的金属残骸。根据一些消息来源,丰田车的司机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

谁又知道呢。烧焦尸体味道、人群的汗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消防队员将炸毁的汽车移开,人群中有人开始拾起受害者的遗骸。加沙青年 Khalid Abbourka 目睹了导弹袭击,他帮忙拾起死亡司机的遗骸。为了葬礼,死亦要全尸。

保罗·汉森回忆说:“很遗憾,十三年前的惨剧仍然在这里不断发生着。看着我去年 11 月拍摄的那组巴以冲突的照片,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多年前。这十三年来,我的每一次报道都好像是在重复着之前的工作,一样的恐怖,一样的伤感,就好像一个个无法逃遁的命运轮回。”

在过去的十三年中,保罗在加沙地带拍摄过很多人。“每一次来加沙,我都会尽可能多地和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交谈,但是我至今仍然没有能够找到一把可以解开这种死结的钥匙。我所目击的事实告诉我,面对这种僵局,巴以双方政府同样无能为力。在这里,你会发现巴以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都可以拿得出一套符合逻辑的解释和口号,让你无法否定。”在保罗看来,所有的政治口号在停尸房冷冰冰的台上得到最终阐释。悲痛欲绝的家人朋友在加沙停尸房门外排队等待认领自己至亲的遗体。就当保罗在记录死亡的时候,哈马斯的火箭炮还在不停向以色列发射,而以色列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予以回击。75000 名预备役军人正被召集。

巴以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民族、宗教、文化、历史、领土、地缘政治等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全世界的政治人物往往是信心满满而来,垂头丧气而归。谈到这一次采访与以前的不同,保罗说:“悲剧一如既往,但是这一次我看到的事实是更多的伤亡者为普通平民,超过半数以上是妇女和儿童。”

加沙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成为 2012 年最受关注的地区之一。因为这场战争,许多当地无辜的百姓丧生。这张照片正是对这场战事的最好总结。我常说,好的图片冲撞着你的心、脑与胃,保罗·汉森的照片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2012 年 11 月 14 日,以色列的“云柱行动”开始。保罗·汉森在接到采访通知之后,第一时间,收拾好自己的行囊,一套急救包,一件防弹衣和一顶头盔,以及照相机、笔记本和卫星通讯设备,又一次踏上了前往加沙地带的旅程。在他斯德哥尔摩寓所里的书桌上,放着一本未来得及合上的《东方主义》(爱德华·萨伊德著)。

一场穆斯林的葬礼

清晨,送葬者的队伍很庞大。根据宗教习俗,遇难者的亲友们将他们三个人的尸体从停尸间里抬出之后,送往清真寺。

当他们经过一个狭窄而阴暗的巷子的时候,出殡的队伍被压缩拉长了许多,狭窄的小巷将挤满的人群视觉化地摆成了一个漏斗的样子。保罗提前赶到队伍的最前方,当他在巷子的出口举起相机,快要按动快门的时候,一束初升的阳光从墙壁上折射的光意外而至,打在送葬者的脸上,照亮了整个队伍。在他的眼前,遇难的孩童苏赫卜以及他的哥哥默罕默德被亲人抱在怀里,后面的人抬着他们父亲尸体的残骸。

年仅两岁的女童苏赫卜·希贾兹和她快四岁的哥哥默罕默德死于此前以色列导弹的轰炸,他们的父亲法奥德也不幸罹难。他们的母亲在Shifa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法奥德支离破碎的遗骸被放在担架上,他的兄弟抱着他两个孩子的遗体前往清真寺,举行葬礼。这一天的加沙夜幕落下时,至少又有 26 人遇难,等待埋葬。

“葬礼是在加沙的 Jabalya 难民营举行的,场面非常混乱,人们的脸孔和他们的内心一样写满了愤怒和愁苦。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为这个家庭的遭遇感到极度悲痛,但是我没有让感情影响自己的工作。直到葬礼完毕,一切又归于平静,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哭了出来。”保罗·汉森说道,“你不愿意相信,在 Shifa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还有一位重伤昏迷的妇女。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家已经被以色列导弹炸毁,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法奥德和两个孩子默罕默德和苏赫卜都不幸身亡。”

11 月 19 日晚上 7 点 30 分左右,一枚炸弹袭击了 Jabalya 难民营八号街区的希贾兹一家。这座煤渣堆砌的两层小楼几乎被完全摧毁,当时屋内有 10 名家庭成员。

幸存者之一,18 岁的努尔·希贾兹后来回忆说,袭击发生时她和父母、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都在家。

“默罕默德 、苏赫卜与父亲一起在房间,而其他家庭成员都在另一个房间看电视。7 点 30 分时,我看到整个街区都变得很红,突然房子就在我们头顶塌了。我倒在了邻居的家里,其中一位邻居将我送上救护车。在 Kamal Adwan 医院,我住院治疗了四天,脊椎有两处骨折,不需动手术,但非常痛。医生说我需要在床上躺一个月。”而努尔三个受伤的弟弟伤情也非常严重,17 岁的阿什拉法胸口、上臂和右眼上方都受了伤,13 岁的奥斯曼头上贴了绑带盖住了伤口,两岁的穆萨巴头部也有伤口。

11 月 28 日,当人权观察组织来到希贾兹一家被炸毁的房子面前时,这里只剩一堆残骸。这个密集街区周围的房子只是轻微受损,只有相邻的一间房屋有比较实质性的损害。这表明,以色列军机对这里的轰炸是属于精确定点打击的。可是在这个地点,人权观察组织没有发现任何军火残余。一位邻居说,在袭击发生前后,他根本没有在这个地方听到任何火箭炮发射的声音。当晚,这个地方也没有听到其他爆炸声。他和其他当地居民都表示不知道也不明白为什么希贾兹一家会被袭击,这家人与加沙武装组织没有任何联系。五年前,法奥德的一个儿子也死于以色列的袭击,但他也是无辜意外死亡的平民。事后,以色列国防部没有对发生在 Jabalya 的这次袭击发表声明。以色列情报和恐怖主义信息中心则阐明这三位死者的确是“不相关”的平民。

希贾兹一家的悲惨故事,是保罗·汉森从一位来自挪威医生麦兹·吉尔伯特教授那里听到的。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挪威共产党员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曾经多次来到这里志愿帮助提高巴勒斯坦医院的医疗水平,并促使挪威城市特罗姆瑟与加沙结成了友好城市。在 2012 年 11 月的冲突中,麦兹医生恰好正在加沙的 Shifa 医院帮忙。

麦兹·吉尔伯特医生与保罗·汉森同住在一家旅店中,他还是保罗的同事哈拉德·亨顿的好朋友,麦兹给保罗讲述了很多他在加沙地区的所见所闻。在那幅三个人正在救治一名受伤儿童的照片中,最左那个就是麦兹医生。当时,他与他的巴勒斯坦同事正在商讨对两名头部受重伤儿童的治疗方案。那段日子,武装冲突中的重伤受害者大多会被送入这家中心医院,这所医院的外科医生是整座加沙城里最忙碌的人。直到有来自埃及的重要斡旋代表团要经过加沙,巴以双方几个小时之内都没有开火,这才给了医生们喘息的机会。本来不断涌入医院的死伤者戛然而止,Shifa 医院的医务人员才获得意外的休息。“他们是真的需要休息了。这些医务人员需要治疗战争的受害者,他们自己又何曾不是受害者。被送至医院的伤者,常常是自己的朋友,甚至是家人。当天晚些时候,一个濒危的年轻男孩被送来,而冲去抢救的那名医生发现那是自己的儿子。”保罗回忆道。

“当麦兹医生跟我讲述希贾兹一家遭遇的时候,我不得不强忍着泪水听他说完。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故事,但是这仅仅是他讲述的众多真实的悲剧之一。作为长期留在加沙 Shifa 医院为这里的医护人员提供帮助的医学专家,麻醉师麦兹·吉尔伯特看到了太多人间惨剧。”保罗·汉森说,“自从哈马斯军事派领袖贾巴里被以色列人杀害后,哈马斯为报复向以色列发射大量火箭弹,以色列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予以回击。加沙的医院到处都是伤员,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平民。死伤人数每个小时都在不断增加。”

当年度荷赛大奖颁发给保罗·汉森的这幅《加沙葬礼》之后,很多批评家和网民都指出,这幅充满愤怒和恐怖色彩的照片实际上是媒体记者在消费战争和他人的痛苦。对于这样的议论,保罗·汉森说:“作为瑞典 Dagens Nyheter 报的一名摄影记者,我的使命就是追逐新闻,是选题把我带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前往加沙,是因为要报道一起相当惨烈的暴力冲突事件,17 名巴勒斯坦人遭到屠杀。加沙地区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多方势力纠缠对峙的角斗场,而且受到伤害和屠戮的对象主要是无辜的平民。对我和我的同事们来说,我们前往加沙采访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追逐暴力和消费悲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尽力通过对战乱地区日常生活的报道,在读者与当地居民之间构架一座桥梁,让民众不被政客的谎言所蒙蔽。”

保罗·汉森说:“我在拍摄的时候是不会带着任何目的的。我会让自己的镜头一直追随着新闻事件中最核心的那部分,去寻找种种人类所具有的共性,表达一种所有人都可理解的情感。”

加沙受难记

“我和别的记者不一样,我没有用笔写日记的习惯,我更喜欢是用镜头来记录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在加沙,你会觉得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如此相似,又是如此不同寻常。每一天,我们都外出去寻找那些艰辛的生活和充满痛苦的故事。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一个或者很多个这样那样的故事,大部分离不开死亡与绝望。”

保罗·汉森用镜头记录下了巴勒斯坦平民在以军“云柱行动”攻击下的生离死别。“我只在加沙停留了六天左右。很遗憾,我所拍摄的仍然是过去一直发生的,我每一次都会遇到的惨剧。而这一次拍摄的故事让我知道,在最近的这次冲突中有近半死难者是 18 岁以下的儿童。这些孩子在政客与士兵面前无力反抗,或者来不及反抗就已经死去。”

“云柱行动”又称防务之柱行动,是以色列国防军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开始在加沙地带展开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此前哈马斯方面对以色列南部城镇的袭击。该名称源自《圣经》,在出埃及记中,神奇的云柱指引以色列人越过了沙漠并保护他们免受迫害。11 月 14 日,哈马斯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贾巴里被以军击毙。11 月 21 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宣布,“云柱行动”于当日结束。短短 8 天时间,有近 160 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300 多人受伤,超过半数为平民;而加沙武装人员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 1400 多枚火箭弹,造成5名以色列人死亡。

此时此刻,巴以领导人与国际社会正在谈论云端的和平,可保罗·汉森的照片却帮助人们看到云柱之下的苦难。“就在双方宣布停火的几个小时前,以色列的一枚导弹投掷在位于 Nusseirat 的小村庄内。一块弹片强力穿过大门,飞入室内,击中女孩莱赫姆的头部,她当场死亡。这家人失去了 4 岁的女儿,看见他们如此悲痛,‘精确轰炸’和‘最小化附带损害’这种说辞的可信度瞬间蒸发。”

莱赫姆的遗体从停尸房取出后,先是由一位友人开车载着,后来是她的家人为她送最后一程。葬礼上,姐妹和家庭中的其他女性成员都陪在莱赫姆的母亲萨玛赫身边。她们为她盖上一条毯子,试图安慰她。莱赫姆的父亲患有残疾,已经有好几年无法工作。一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如今,他们又失去了唯一的女儿。

在加沙地带的每一户巴勒斯坦人都可能遭遇这种灭顶之灾。根据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显示,以色列 2012 年 11 月在加沙地带发起的军事打击中至少有 18 次空袭明显违背战争法。这些空袭至少导致 43 名巴勒斯坦平民丧生,其中包括 12 名儿童。人权观察组织的实地调查发现其中 14 次通过无人机和其他飞机的空袭,在事发地点和时间没有任何迹象指向一个合法的军事目标。另外 4 次瞄准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空袭违法,则是因为有使用无差别手段的迹象或是造成过多无辜民众伤亡。

人权观察组织的中东负责人萨拉·维特森(Sarah Leah Whitson)说:“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发起的空袭总是导致巴勒斯坦无辜民众丧生,摧毁他们的家园,又没有合理的法律依据。”在他们调查中,至少 7 次空袭牵涉无人机发射导弹,至少 4 次空袭涉及固定翼机投射航空炸弹,其余几次空袭使用的军事飞机型号和军火弹药仍不明。人权观察组织早前的报告显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以色列人口密集区域发射数以百计无差别火箭弹的军事袭击,也违反战争法。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以色列的几次导弹攻击和一次炸弹袭击对象都是平民,以及像房屋和农场那样的民用物资,而非明显的军事打击目标。战争法规定,只有军事打击目标——交战部队伙食和支持战争的军用物资——才能被定为攻击对象。

在人权观察组织提供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平实又冷酷的文字:以色列于 (2012 年)11 月 19 日进行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在加沙中部城镇代尔巴拉赫一辆运送西红柿的卡车上 3 名男子及一位坐在自家前院抱着 3 岁儿子正与熟人交谈的教师死亡,后者的儿子幸免于难,但伤得很重。其他死于无人机导弹袭击的包括加沙 Abasan,一位坐在自家橄榄园的79 岁老人和他 14 岁的孙女;Khan Yunis 区域走在自家橄榄园边小路的一位农民和他的侄子;Khuza’a 镇一位坐在自己院子里的 28 岁妇女。11 月 19 日,以色列“地狱火”导弹袭击了加沙的一家医院,摧毁了屋顶,切断了电力和水,没有人员伤亡。11 月 20 日,以色列的一枚空投炸弹的攻击对象是一名哈马斯武装分子,但同时摧毁了他位于拉法的家,造成他 17 岁的弟弟丧生,他母亲双眼失明,其他6名兄妹受伤。另一枚“地狱火”导弹的袭击目标是一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家,但同时造成至少 3 名平民丧生,20 多人受伤。但可悲的是,随后的军方声明中称他们要攻击的武装分子当时并不在家。而在 11 月 18 日的空袭中,为了清除一名有可能是卡桑旅成员的男人,以军袭击了这个叫做默罕默德·阿尔-达鲁的男子的家,共造成 12 名家庭成员丧生。11 月 21 日,一架无人机投掷的导弹导致加沙北部一名农民和他的儿子及 11 岁的女儿丧生,当时他们正在自家农场收摘薄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以色列军方的行为,认为他们有责任解释这些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的袭击的合理性,起码遇难者家属应该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至亲会无辜死亡。

追问新闻的真相

保罗·汉森同样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煽动民族仇恨的武器。当知道有人正在利用自己的获奖照片在网络上进行政治宣传时,保罗·汉森非常失望。他对记者说,他不希望自己的照片被用作这样的用途——用于单向度的政治声明。“我希望我的照片能够让读者对他们所处的世界时刻保持警醒,让政客们明白他们的人民不容欺骗。”

究竟谁该为这种暴力的循环承担更多责任?相信加沙冲突双方会争论很久——他们一直这样。每一次“挑衅”总是由前面的“挑衅”引发,这是两边的人民不断做出的选择。这是作为集体的选择,将以色列和加沙置于暴力与指责的不断循环中。

有个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政策,那就是“锄草(cutting the grass)”。按这个思维模式,当哈马斯在2009年以色列入侵结束后没多久就开始重建自己的武装能力,这不是以军“铸铅行动”阻止加沙火箭弹投向以色列目标的失败,而是意味着又一轮军事行动在不久的将来是必要的,以阻止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更多火箭弹。对以色列来说,哈马斯的问题是用来管理而不是解决的。曾推动了和平协定草案的以色列和平活动家格申·巴斯金(Gershon Baskin),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写道:“我们必须探索在暴力之外是否有别的方式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他提到和平提议,“它的目的是超越过去的模式。”

从“定点清除”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到 2008 年底至 2009 年初 8 天的“铸铅行动”,强大的军事实力并未给以色列带来真正的安全。

谈及自己对巴以冲突的看法,保罗·汉森说:“也许有人会说,加沙地区的冲突是两个民族间的冲突。但是,很遗憾,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无论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是这场由两国政客、国际势力和双方的极端主义者操控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无辜的人民被捆绑在冒着硝烟的战车之上。在不安与恐惧中,他们误以为自己找到了生存的靠山,可实际上则是把自己变成了滴血的武器。”

汉森获得大奖绝非偶然。他的同事、评委会副主席斯塔凡·维德斯特兰德(Staffan Widstrand)介绍说,保罗是他见过的最敬业的摄影记者,正是这份执著和认真,为保罗赢得了瑞典国内所有的摄影奖项,现在他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大家都为他而自豪。

这么多年以来,保罗始终保持着阅读有关加沙地区的文献和书籍的习惯,不断更新自己对当地现状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仍然会一直关注媒体对该地区的即时报道,以及那些来自国际社会各种可能影响该地区局势的决议和声明。闲暇时,他喜欢阅读包括萨伊德的《东方主义》,荷兰记者约里斯·因迪克的《像我们一样,曲解中东》 以及《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沙迪德的《夜幕将临》等书籍,他觉得这些作品影响了自己的摄影哲学。

在采访中,保罗说:“我相信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一样,都对我们人类的未来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家和当权者必须要对受他们控制和影响的民众负责任。而让公众享有知情权是新闻记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成为一名新闻摄影记者的原因——尽可能用镜头照亮世界上的黑暗角落,向世人展示那些政治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恶果。任何一个在加沙或者叙利亚工作的摄影师都有责任用相机去照亮黑暗,让公众看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引用一句詹姆斯·纳切威说过的话,摄影师只有远离权力的庙堂,才能更好揭示那些失败的政策与战争对人类个体命运的影响。”

最后,保罗·汉森提醒记者,“不要把我当作一名崇高的、无畏的战地摄影师,我目前是、以后也是一名仍然抱有新闻理想的普通报社摄影师。获得‘荷赛’奖,对我未来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和改变,我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对新闻充满热忱。用苏珊·桑塔格的话与大家共勉:保持专注。一切都在于保持专注。注意力就是生命力。它连接着你和其他人。它让你变得敏锐。所以,请保持热忱,去追问新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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