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迷失的一代”成长于经年的冲突、失业和国家监管之中。只有在斗羊竞技场上，这些年轻人才能逃离永恒的权威监视。

“黑色十年”中的“迷失一代”

去年八月的阿尔及尔，就在古尔邦节前一周，身着运动服的男人和训练师正在与羊群一起等待即将到来的比赛。这些人在当地被称为Kbabshis，他们来往于众多村寨，寻找敏捷、好战和强健的羔羊，花费数年时间将其训练为冠军斗羊。斗羊教练们很严厉，但同时又对它们温柔以待。他们将斗羊视作自己的情妇，每天给圈养在车库里的这些动物带去食物，爱抚它们，为它们按摩，然后一起到临近的海滩散步。

职业训练师会将羊群的角用锁链固定在墙上，当它们想要逃离时，锁链的拉扯和缠绕会让颈部肌肉更加发达。不同于斗鸡，在这里没有人为斗羊下注，但斗羊商人们的出价总能让饲养者大赚一笔。每场比赛过后，胜利者的价值都会不断攀升，而失败者通常将直接进入屠宰场。一头冠军公羊可以卖出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4万元)的高价，当然，那些能够赢得比赛的训练师们更在意的是荣誉。斗羊们的名字必须能够“唬住”对手，就像颇受欢迎的“兰博”(Rambo)、“大白鲨”(Jaws)或是“绝命律师”(Lawyer)。在最近一场比赛的第三轮中，“希特勒”还曾痛击“萨达姆”。

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中，这种斗羊被称为taa lkbech，它其实承担起了和足球赛类似的社会功能。年轻人被压抑的精力在此得以释放，他们心中的民族主义、地区主义以及地缘自豪感找到相对安全的依托。但斗羊的技巧和规则都有所欠缺，它注定无法像足球那样迷人。两头羊面面相对，互相撞击，直至一方屈服，比赛就是一场崇尚残暴和统治的狂欢。当斗羊失去兴趣或是对互撞脑袋生厌之时，训练师就会在一旁耳语些什么，催促它们闭上眼睛，重新投入战斗。

斗羊训练师们属于阿尔及利亚“迷失的一代”，他们都在20到30来岁之间，成长于一个充满恐惧、战争、腐败以及宵禁的年代。他们在社会生产中没有容身之处，也缺乏求职必须的技术和学历，大部分仍旧未婚。他们并不是一贫如洗，却依靠国家救济生活，以购买必要的燃料、食品，负担住所的开支。他们觉得遭到抛弃，生活毫无目标，经常被羞辱。绝大多数人觉得别处才有自己的未来，而“别处”通常指的是欧洲。

这些年轻人在两次灾难性战争的阴影下长大。1954至1962年间，超过一百万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在脱离法国的独立战争中丧生。大约30年的专政在1991年被终结，阿尔及利亚随即又陷入暴力的泥沼之中。接下来的10年，国家安全部队和伊斯兰起义者间的血腥冲突由导致约20万国民丧生，这一时期也通常被称作阿尔及利亚历史上的“黑色十年”。

在那之后，国家安全部队一直牢牢掌控着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和上世纪90年代的冲突让它变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性的、自豪的非洲阿拉伯国家，它同时著迷于自我统治，对外界干预抱有强烈怀疑，对国内局势仍旧惴惴不安。

在自由媒体、多元政治、韧性权威(Resilient Institutions)的表面民主之下，商界精英、执政党首领和军队领袖仍然是阴影中发号施令的来源。街道上到处都是来自类似克格勃这样情报机构的秘密警察和间谍。戒严式的统治在继续，下午6点之后所有人都无所事事。这个体制和它的市民确实迎来了和平，但却生活在对彼此的提防之中。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未能席卷阿尔及利亚，部分原因就是人们记忆中“黑色十年”的极端暴力还历历在目，而大多数抗议也在发起前就被秘密警察扼杀了。

那些日子里，虽然阿尔及尔并没有出现紧张的局势，被疲倦的安宁所粉饰，但暴力的暗潮仍然汹涌。当局虽然努力削减不和谐的声音，但很少有哪个星期是完全太平的，地方上自发的小型骚乱通常源于对政府分配石油利润的不满，这些政策无疑牺牲了其他人的权益。另一个常见的导火索是对分配公家房屋的反对，政府为地方官员亲戚提供免费公寓，而置等待数年的低收入家庭于不顾。这些抗议是对高压政策一定程度的反抗，人民开始重申自己的权利。

而斗羊恰恰就是人们可以逃离国家监管的少数去处之一。虽然严格说来这项比赛依然是违法的，但当局允许观众们每周无需授权就能为此聚集。首都阿尔及尔和东部港口城市安纳巴(Annaba)的比赛通常在小山顶、足球场或是学校操场举行。既有业余的当地比赛能够招徕数百人，也有认证的非洲冠军锦标赛(每年在阿尔及利亚或突尼斯举行数次，参加者仅此两国)吸引来自北非的成千上万观众。

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斗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望借此作为男性侵略性和好斗心理的宣泄口。来自阿尔及尔的摄影师尤瑟夫·克拉彻(Youcef Krache)花费数年来用镜头记录斗羊，他说：“让这些年轻人有点娱乐能够减少他们转投暴力的可能，当局更愿意让他们在操场上流汗而非掺和政治。”

在阿尔及尔大学教授、社会学家法塔玛·奥赛迪克(Fatma Oussedik)看来，当局对斗羊的默许态度下潜藏着男权和政治的双重危机，她说：“阿尔及利亚当局尝试过用多种方法管理人民，用石油金元腐化他们。而当油价下降，政府收入减少，不得已会动用更多力量来压制。受挫的年轻男子需要重建他们经受重击的男子气概，而暴力就是他们仅存的表达方式。”

阿尔及尔的往日：艾尔·哈拉奇区

阿尔及尔城地铁的最后一站艾尔·哈拉奇区(El Harrach)因为不法之徒横行而臭名昭著，在这里有一名威士忌进口商人班亚(Banyar)拥有十几头优秀的斗羊，他总能找到花样刺激其他训练师们加入比赛，Facebook上也留有向对手的挑衅：“我的斗羊将拔光你那些小鸡仔的毛。”

其实艾尔·哈拉奇区也像是某个温暖熟悉的喧闹假日市场，只不过坐落于一片贫瘠的后工业景观之中。崎岖不平的道路和破败的殖民建筑之中，露天的商家在准备节日用品，周围是装有百叶帘的工厂和老旧的公寓。化学废物滴落在干涸的河床上汇成细流，桥下的城市瓦砾中到处散落着干草堆。

走过转角，一只气宇轩昂的斗羊就站在水泥墙一旁，有着明亮的红色鬃毛，颈部厚实健壮。斗羊高度大概到成人肋骨处，若有所思地在训练师的注视下嚼着什么，另一名男子则将抱着的孩子放低，让他能够拍到它宽阔的背脊。

这只斗羊名叫“埃博拉”(Ebola)，而它的主人并不是班亚，6英尺(约合1.83米)高壮得像水塔般的索菲恩(Sofiane)说班亚已经卖掉了所有的斗羊换回了一辆奔驰汽车，再也不会回来了。

抱着孩子的是哈菲德(Hafid)，他一掀起车库门口的百叶帘，两头结实的四岁公羊就把锁链拉得叮当作响，想冲进来的人撞去。这些斗羊都属于哈菲德，索菲恩五年前已经“金盆洗手”了：“残忍地对待动物是违背伊斯兰教义的，羊可以用来吃，而并非参加比赛。”但索菲恩也无法完全抛弃斗羊，他仍是半个局内人，穿着Lacoste的运动服和Adidas的球鞋，紧跟斗羊市场的一切信息，招待远道而来的其他训练师和观众。观看比赛，培养训练师，这就是索菲恩的底线。

当公羊长到三岁，就要作好踏入竞技场的准备，训练师会为其剪去毛发，并在羊身上进行手绘创作用以装饰，从极简主义到巴洛克风格，不一而足。有的斗羊甚至将一头大白鲨印在身体一侧，还有的图案看起来像一只刚刚被扒了皮的猎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公羊将变得更为勇武，在七岁左右达到巅峰状态。当它们击败了数十只对手，就可能被授予冠军的称号。那些狂热的斗羊爱好者会告诉你，冠军斗羊的名字会在阿尔及利亚48个省份声名远播，令对手闻风胆寒。斗羊竞赛中也存在着同城或敌视地区的“德比”，在这项运动历史并不长久的首都阿尔及尔以及群众基础深厚的安纳巴港之间，敌意则最为深厚，竞技也最为暴力，后者产生了无数的杰出斗羊冠军，被称作阿尔及利亚的“斗羊之都”。

索菲恩和哈菲德列举了最为声名显著的几头冠军斗羊：“流浪者”(Vagabond)、“巨人”(Macro)以及“炎风”(Sirocco)，但随后索菲恩情绪变得有些低落，他看着地板喃喃自语道：“我希望有一天这项运动能够停止，能有一个委员会什么的来保护这些动物。”

哈菲德也在一旁附和：“确实如此，四十年过去了，我们也厌倦了这些，这项运动应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

竞技场上有裁判，但没有规则

回到艾尔·哈拉奇区的一场斗羊比赛，穿着长袍或Adidas运动服的当地人正在艳阳下昏昏欲睡地眨着眼睛。祈祷、享用北非小米饭(couscous，其实是一种粗麦制品，是由杜兰小麦(Durum wheat)制成的米粒)、饭后打盹，是周五的惯例，随后他们会三五成群地坐在街边咖啡馆的塑料椅子上。棕榈树和精美的法国殖民建筑耸立一旁，掉落的装饰部件让这些老旧的楼房看起来就像滴落着血肉的僵尸。

一辆小型货车划出刺耳的声音从一旁开过，车后跟着一群干瘦的年轻男性，一头羊被他们簇拥其中。索菲恩也有着自己的小型货车，车里充斥着斗羊的气味，强烈而刺鼻，数小时后仿佛还停留在人们的皮肤之上。

在一处废弃的工厂和一所高中之间，有处空闲的沙地被用作临时竞技场。观众们纷纷涌入，带着那种“非法行径”中独特的兴奋感。

数分钟之后，斗士们隆重登场。一个胸膛宽阔的男人带着高傲的斗羊“泰森”(Tyson)入场，随后围观者们让出一条小路，黑油油的强壮斗羊“博格巴”(Pogba)喘着粗气也入场了。竞技场对面，一只黑头斗羊像喝醉了似地撒着尿，而有着血红四蹄和亮眼橙色长鬃的“梅西”(Messi)则让人群开始骚动。

大约200名观众开始在四周聚集，一位名叫法里德(Farid)的男人正在向观众吹嘘自己的斗羊“囚禁者”(Prisoner)。不像大多数单身的斗羊者，法里德已经结婚并育有子嗣，他只是害羞地给人翻看着智能手机里斗羊的照片：“他至少值2500美元(约合人民币1万6千元)，但我绝对不会卖了他，他就像我的孩子。”

观众们自发地向前移动，在泥地上围成了一个圈。名叫“绝命律师”的斗羊进入场内，它身体一侧印着路易·威登的logo和阿尔及尔城的邮编数字16，另一侧则印着中世纪农具连枷的粗犷轮廓，而场地对面的斗羊“布兰科”(Blanco)则不加装饰。双方训练师们都在按摩自己斗羊的侧腹和尖角，拉扯着它们的尾巴，据说这样能够舒缓斗羊的紧张，同时提高它们的斗志。

人群中爆发出为偶像斗羊的欢呼：“在这块土地上，‘绝命律师’就是斗羊之王!今年你将横扫一切!”

当比赛开始之后，观众们都安静下来。绝命律师和布兰科先是绕着对方打转，进退之中目光紧盯对手，然后全力奔跑径直撞向对方。人群也再次随之欢呼，向场内涌去。在比赛之中，由观众围成的圈子会随时这样缩小、扩大或是解散。裁判试图重新在竞技场上和观众中建立秩序，两只斗羊渐渐地靠近人群，他们的训练师则挤在身旁。

绝命律师和布兰科继续敷衍地互撞了几次，发出铁锤撞击墙壁一样的声音。布兰科看上去已经有些厌烦，而绝命律师也屡次想从人群之中的缝隙溜出去。通常的斗羊比赛撞击不超过30次，但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有些时候在观众看明白之前，斗羊就已经自己分出了输赢。法里德认为布兰科在第一次互撞时就已经拿下了比赛，它满不在乎的样子与绝命律师急于离场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训练师们却似乎并不急于结束战斗。

虽然比赛中有裁判，他们通常随意地穿着T恤和牛仔短裤，但观众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布兰科的支持者纷纷冲向前大叫：“干得漂亮!冲啊!”他们摩擦着它的尖角，亲吻着它的脸颊，脱去自己的上衣，手舞足蹈地簇拥着布兰科跑向艾尔·哈拉奇的街道。

绝命律师的主人沮丧地站在一旁，法里德的嘴里则喃喃自语道：“它会在节日被人们吃掉的，安拉保佑。”

接下来的比赛是一场重头戏：“梅西”对阵“博格巴”。梅西虽然较小但敏捷，博格巴虽强健但看起来动作不快。这场比赛的情形出乎意料，博格巴先是默默地跟在梅西身后，后者随即转身冲向它，博格巴便惊恐地跑出了圈子。但它的刀疤脸主人没有轻易认输，有着监狱纹身的两个男人抓着双角把它拖回了场内，完全不顾它用四蹄死死地抵住地面。

两头斗羊重新开始相互凶狠地盯着，准备下一次冲锋，但博格巴似乎再次退得太靠后，训练师只得又把它从人群中拖出。这次博格巴似乎占到了上风，梅西开始有些紧张，对峙一阵过后自己跑开了。人群随即爆发出一阵礼貌的掌声，法里德解释道：“它们的比赛结束了，斗羊拒绝继续下去，这是一场平局。”

博格巴还在喘着粗气，身体不断地抖动，而没有任何预兆，梅西也穿过人群冲向对手，两头公羊再次缠斗在一起。周围的观众开始呼喊逐渐占据上风的名字“梅西!梅西!梅西!”最终梅西压倒了博格巴，人们冲上前去拥抱它，合力将它的主人举过头顶。

这里没有阿拉伯之春

理想主义的父亲生出虚无主义的儿子，这种情节通常出现在俄国文学作品中。但在阿尔及利亚，老一辈的精英愿景家和缺乏信心却充满愤怒的年轻人之间的鸿沟也是如此。自从结束法国130年殖民统治的那场革命起，革命性的意识形态每隔十年便会给阿尔及利亚带来希望，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60年代向这个国家招手的是泛非洲主义、第三世界主义以及社会主义，70年代的尝试是阿拉伯化，80年代至90年代则是政治伊斯兰化、经济自由化。阿尔及利亚人民唯一的共同记忆是种族暴力的历史，想要联合他们的意图最终却造成了严重的分裂：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伊斯兰人与世俗之人，穷人与富人。

连续不断的革命带来诸多理想，但阿尔及利亚的今天却仍旧黯淡，这也解释了为何国民都对新的理念毫不感冒。失望的情绪被代入异化的男性气概之中，只能找到兼职工作的男人在炎热的午后穿行于公共广场，斜眼看着来往的一切女性。咖啡厅、酒吧、街道以及清真寺，这些都是男性的空间。这个国家最富盛名的标志性电影是莫扎克·阿洛维奇(Merzak Allouache)于1977年执导的《奥马尔·加特拉托》(Omar Gatlato)，故事讲述了一位年轻官员对自身男性气概的疏远和困惑，而电影标题则暗含“男性气概将其杀死”的意味。

30年之前，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谋划自己的阿拉伯之春。1988年，面临着权威统治和衰退经济的他们大胆走上街头，就像2011年的叙利亚、利比亚、埃及和突尼斯人民一样要求自由。当伊斯兰主义者在1991年阿尔及利亚的首次多党派选举首轮获胜之后，军方宣布大选无效并接管了政权，伊斯兰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部队间长达10年的冲突也由此开始。到“黑色十年”末期，曾经如洪水般宣泄的抗议只剩下对和平的渴求。战场的杀戮让人民意兴阑珊，而军政府则决心采取一切可怕的措施来赢回对国家的控制权。

21世纪初，阿尔及利亚终于走出了革命失败的迷雾，各方势力默契地选择前行和遗忘，而非深挖过去的故事。阿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在1999年被选为总统，随即颁布大赦法案以结束10年的内战，推动国内的和平进程。众多武装力量抓住了这次机会，但丝毫没有对暴力行径作出忏悔。批评者认为，这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对历史的遗忘。

布特弗利卡很幸运，石油价格在他上台之后开始大幅上涨，从2003年的不足30美元每桶升至2008年的超过100美元每桶。这一时期，石油和天然气占到了阿尔及利亚出口量的96%。国家开始拥有大量现金，当局用石油金元带来的免费住房和无息贷款来舒缓民众90年代受到的创伤。暴力从城市的街道上褪去，成长在恐惧中的一代已经成年，他们相信无论自己是否具备技能和工作，政府都将无条件为其负担家庭的食物、健康医疗以及教育需求。所以，当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的风潮猛刮之时，虽然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欢庆，阿尔及利亚人却愈发谨慎。他们觉得，情况只会变得更糟，一切都只是希望破灭、外国干预和血腥重演的预言。

时间来到2014年，布特弗利卡开始自己的第四任总统任期，此前十年民众中的谨慎乐观此时已经变成了宿命的论调和绝望的情绪。油价在这一年暴跌，就此暴露了阿尔及利亚经济的脆弱：过度依靠石油经济，国内产能落后。在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下，布特弗利卡仍想继续掌控权力。通过展示叙利亚和利比亚内战的恐怖，稳定安全的国家政策帮他击败了脆弱混乱的反对派，他以82%的得票率重新当选。

时至今日，战后的承诺仍然没有履行，阿尔及利亚人在日常生活中疲于应付傲慢和高压的官僚体系。过时的体系阻碍着发展创新和个人发挥，一则流行的谚语完美描述了主动的危险：“有头伸出来吗？砍掉就好了。”小说家拉奇德·博杰德拉(Rachid Boudjedra)曾写下这样的句子：“我为我们的社会感到遗憾，因为它始终生活在恐惧和失败之中。”

阿尔及利亚革命性的人民似乎生活在一个不可能发生革命的时代，社会学家奥赛迪克表示：“我们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一旦有人想要出头，不是被权威所打压，就是被众人合力推出去。所以几乎没有知识分子会站出来，没有人想要‘起义’。”

有人逃走，剩下的人挥刀相向

节后数周，全国冠军赛在阿尔及利亚的斗羊之都安纳巴港打响。每年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赶赴此地，见证年度冠军斗羊加冕纯金奖杯的一刻。这个地中海旁的小镇人口只有20万，临近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的边界，年轻的男性移民在此乘着充气的橡皮艇，横渡地中海去到他们的下一站。

从阿尔及尔拥挤的街道离开，通往安纳巴的东西向高速公路崭新平坦，这条造价不菲的公路由中国人建成，原本预算是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43亿元)，最终因为通货膨胀和官僚捞取油水花费了82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22亿元)。

“阿尔及利亚很美，但阿尔及利亚人太懒惰，”索菲恩开着车，道路两旁划过的是蓝天下连绵的山丘和橄榄树林。“他们渴望不劳而获，建成阿尔及利亚的是法国人。”索菲恩的父亲和叔父都曾是参与独立战争的斗士，他的这番话不由得让人吃惊。他们兄弟姐妹一共12人，只有索菲恩还留在这个国家照顾年迈的父母。

“我曾经是一名无情的斗士，”索菲恩说。在黑色十年里，他成长于阿尔及尔一个最危险的社区。朋友们不知何时就会在他面前丢掉性命，暴力和凶杀充斥着街道。法律和秩序已然崩塌，而他成为了一名“街头斗士”，想去纠正错误，保护弱小。他的后脑有着像被鱼钩割过的伤痕，腹部也留下了刀捅的疤痕，粗壮的大腿则曾被子弹贯穿。

2003年，索菲恩刺伤了殴打母亲的一名男子，因此被送进了监狱。当他出狱时，再也没有诉诸暴力。“我们都在做着不公正的事情，穷人之间的互相伤害让我感觉很糟。”随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斗羊生涯。

独立战争激励了阿尔及利亚数不清的自由运动，但也为年轻的一代设下难以企及的高度，导致国家在90年代走向虚无主义的自我毁灭。建设国家和发展潜力被抛诸脑后，索菲恩这代人生来自由却成长在战争的阴影之下，最终挥刀相向。

斗羊之后，年轻人的愤怒何处安放

在安纳巴曾经的犹太人区，有一头具有统治力的冠军斗羊。斗羊的主人亚拉(Ala)矮小但壮实，有着一双绿色眼睛。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拉开车库的门向众人展示声名远扬的冠军斗羊“毒霸”(La Dope)。像它的主人一样，这头斗羊矮小粗壮，剃光了身上的毛，四蹄、膝盖和头部都涂上了鲜红的颜色。亚拉牵着它走出车库，“毒霸”开始贪婪地舔食旁人递过的一小杯浓缩咖啡。另一个人递给它一支香烟，也被囫囵吞入嘴里。亚拉表示，有些时候的“毒霸”还需要一些啤酒来助兴。

亚拉最近压力很大，已经三天没有合眼了，他的另一只斗羊“朝圣者”(El Hadj)将在下午参加冠军赛。赛场在附近一处废弃工厂旁的足球场上，周围街道已经停满了车，人们需要步行半英里到达这块沙地。亚拉看起来很不自在，而“朝圣者”却相当放松，一直在嚼着什么。

这块非法场地也邋邋遢遢，就像艾尔·哈拉奇区的竞技场，但观众要多得多，放眼望去全都是人。他们坐在残破的墙上，汽车的车顶，甚至是挂在球门门柱上。有些人还拎着自己的鸟笼(阿尔及利亚男性喜欢在笼中养鸟，在晴朗的春日经常可以看见他们一边散步一边遛鸟，或是在车里把鸟笼伸出窗外，让它们呼吸新鲜空气，聆听新颖的声音)。少数人还带上了自己的女儿或侄女。在等待开始的时候，突然传来组织者取消比赛的消息。冠军赛在同一时段安排了太多竞技，考虑到爆发混乱的危险性，只得临时取消了整场比赛。

人群将要散开时，却迎来了一场骚乱。大家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在紧张和恐惧之中，人们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就像被拉扯到最大长度的松紧带。忽然间，所有人都没有理由地跑了起来。

回阿尔及尔的路上，索菲恩显得安静又隐隐愤怒，他打破誓言来到斗羊场，却什么也没见着。他对运营比赛的组织者很失望，开始讲述自己2007年带着斗羊“黑色喷气机”(Black Jet)赢下地区冠军赛的故事。

索菲恩无法明确地解释为何自己放弃了斗羊，“我曾浪费生命，那些日子让我充满悔恨。”他那些看似模糊不清的宗教理由，其实是回归了一种阿尔及利亚式的理想主义。他不再沉湎偶像崇拜式的取乐，不再用斗羊来替代真正的斗争。现在的索菲恩更喜欢逗弄笼中的鸟儿，他喜爱它们的歌声。身体虽被禁锢，却依然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索菲恩自己向往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