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西奈半岛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以及沙特内政外交动作频繁之际，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继国内强劲改革和反腐之后推出了又一吸引世界眼球的大动作——召开穆斯林国家反恐峰会，并宣布组建由41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军事反恐联盟”，宣布该联盟将通过军事、财政、情报和政治领域的合作打击极端恐怖主义，直至恐怖主义“从地球上消失”。

沙特的高调外交举动无疑对加强穆斯林国家的反恐合作有积极的意义，外部世界亦应对此表示肯定和欢迎，但基于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内部盘根错节的矛盾，以及恐怖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对完成“让恐怖主义从地球上消失”的终极任务，切不可期待太高。

沙特组建反恐联盟有多重考量，但无外乎政治利益和道义形象两大领域。

首先，在外交层面，沙特试图在舆论和道义上回应伊朗和伊拉克两大什叶派国家高调宣布剿灭“伊斯兰国”，并借埃及西奈半岛恐怖袭击事件，凸显自身在继续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领导作用及道义形象。但就其核心的目的而言，以反恐联盟聚拢逊尼派国家，抗衡力量不断扩大的伊朗什叶派阵营，无疑是其重要考虑。因此该反恐联盟的地缘政治考虑是无法排除的，也势必进一步加剧中东本已存在的反恐地缘政治化现象。

其次，从内政的角度看，沙特领导组建反恐联盟，恐怕也有通过彰显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配合沙特国内的全面改革和权力交接。在宣布组建国际反恐同盟的同时，沙特官方《利雅得报》也披露了沙特国民对王储穆罕默德高达94.4%的综合满意度。这也彰显穆罕默德内外兼修的治国能力，并为权力交接凝聚民意基础。

虽然，沙特登上“伊斯兰反恐盟主”的地位，但中东世界内部存在的制约因素也不可忽视。

第一，逊尼派伊斯兰世界内部缺乏足够的聚合力，沙特统而领之的能力还不够。尤其是在海合会(如卡塔尔断交危机)和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持续加深的背景下，这一因素被凸显出来，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迟迟无法解决也门胡塞武装也暴露了这一问题。而土耳其等逊尼派大国也一直与沙特围绕逊尼派主导权明争暗斗。

第二，沙特内政的改革和外交领域的多线“出击”，都使沙特内政外交领域议题过于拥挤，节奏过于紧张，大有超过其政治、经济、外交资源承受能力的风险。就外交而言，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除在干预巴林骚乱问题上有所收获外，在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以及沙特与伊朗、卡塔尔两次断交危机中，其最初目标都未能如期实现。

此外，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中，沙特也曾于2015年组建包括34个伊斯兰国家的反恐联盟，但在美国、俄罗斯以及沙特自身主导的三大反恐联盟中，其作用显然相对有限。这也为如今的41国联盟提供了前车之鉴。

如果把沙特内政外交放到当前不断调整的地区格局中，沙特所面临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同样使其备感战略焦虑。从美俄大国博弈的角度看，“美退俄进”的态势继续深化，尽管特朗普上任后首访沙特，并支持沙特国内改革等，但特朗普除不断挑拨沙特与伊朗矛盾，并大肆兜售军火外，美国在中东的投入和战略谋划都显得三心二意，其地区政策和对沙特的支持显然无法令沙特满意。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国的合作则愈发强化，并在叙利亚问题上不断发力。

从地区方面看，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在伊朗地区力量不断增强，以及沙特自身不断主观塑造的双重影响下，二者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在不断强化和固化，伊朗与沙特的博弈日益成为中东版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也是促使沙特内政外交调整不断加快的根源所在。

当前，中东地区格局以沙特与伊朗为两极的冷战化趋势不断加深，双方的对抗既有各自充当美俄博弈代理人的色彩，双方又在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培植代理人，进而使中东地区格局具有“双重代理人博弈”的复杂性。(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